五十五
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必须有一个现实的看法，就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中国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斗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中国在考虑其政策时，就不能投鼠忌器，必须在需要对分裂势力残酷打击的时候，不能顾及美国的舆论，而捆绑住自己的手脚。而更重要的是，当美国通过总统和国会议员接见达赖喇嘛的行为（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被藏独各派势力夸张化，向其国内有联系的分裂势力转递错误信息。而这些分裂势力错误的认为西方政府会真正的支持他们的分裂和暴力活动，就会铤而走险，向中国政府叫板。如果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由于对西方的顾及，而不能强势打击这些势力，就会印证了这些势力对局势的错误估计。其实西方政府支持藏独势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对西方国家让利来作为西藏问题的交换砝码，他们很清楚藏独势力并不能真正动摇中国的根本，因此在操作藏独的力度方面需要有很好的拿捏。
最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在藏独势力的支持上有所收敛，一方面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妥协的姿态，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重开谈判，给了西方一个台阶下有关。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间的反西方情绪由于西方媒体和政客的操作动作过大，而强烈反弹，使西方意识到他们可能在将来不得不面对一个对西方充满敌意的强大的中国，而胆颤心惊。由于美国军事强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局都不够理想，美国和西方经济影响力的衰退，西方希望能通过对中国施压的方式，依靠中国的实力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为他们的利益而出力。这就是所谓“负责任的共同利益者”的真正含义。
在全球层面上，西方当然会拿出他们自己的萝卜和大棒政策。大棒政策就是支持台湾和大陆的继续对抗，将是干扰目前的“九二共识”的模糊主权争论，创造双赢局面的两岸良性互动，争取以清晰的“一中各表”而制造显性的两国论；然后支持和整合疆独分裂势力，干扰中国的中亚和中东能源供应线；最后就是争取进一步的掌控西藏局势，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事端。
美国对西藏的操作，就是争取能够在拉萨建立领事馆，直接与西藏内部的各派势力进行接触。现在美国的西藏情报来源和搅局操作，还是主要以依赖海外各派藏独势力作为中间媒介，这样就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海外各派藏独势力会有意的错误传递美国的意图，误导内部的势力而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会造成美国的政策失误，使局面失控，而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是海外藏独各派势力，为达到自身的目的，会误导美国政府，而令他们的决策行动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脱节。只有美国政府能够直接和中国内部的各派藏人中的势力接触，有独立的情报来源时，才可以通过对不同派别的支持力度进行调控，来控制任何行动的规模。正如美国在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不同派别中进行操作，以到达任何行为可以让美国利益最优化。
五十六
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地传达两个信息。一个是任何西藏内部反中国政府的力量都是西方和海外藏独势力的炮灰。即使中国政府在任何国际事务上向西方妥协，或者在任何条件上向海外藏独势力妥协，这些内部的反政府势力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中国需要学习美国的做法，比如说美国在阿富汗只要怀疑有一个人是塔利班分子，就会扔炸弹去炸全村人，而根本蔑视国际舆论的说三道四。中国在处理西藏和藏区的骚动时，如果其诉求是和自身权益相关的，可以和政府讨论。但是，如果其诉求是配合海外势力的行动，就应该严厉打击，连带其支持网络一锅端。对参与闹事的寺庙，要关闭其寺庙，使其经济收入直接受损，并要削减其喇嘛人数，禁止海外返回的喇嘛和其他藏区的喇嘛在寺庙里进修，切断其组织系统。
另外就是在奥运会结束后，中国应当利用尼泊尔的政局变化，加大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并督促尼泊尔新政府把其境内的藏独势力赶出该国。虽然西方操作西藏问题的意图中不乏挑起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只要不会导致大的危机，小的和局部的冲突其实对中国并非无利。中国可以做的是，给印度施压而导致印度将藏青会组织赶出其境内。而施压的方式，包括不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在中国允许非政府组织支持锡金和阿沙姆邦的独立运动。
在应对美国和西方在西藏的操作问题上，要充分总结民间这次在抵制法国家乐福和去法国旅游的成功经验，允许一些专门的以抵制西方为主要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存在。一旦美国和欧洲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有动作，这些组织立即就可以起来造势，造成一种中国民间的强大的反西方声势，对这些国家的政客进行阻吓。
西方在和中国的游戏中，基本上是以两手来对付中国政府。一个是其政府的官方与中国推行友好政策以确立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一个是政府的官员，国会议员，社会名流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与中国为敌，包括打击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暴力行动。比如说美国政府包括布什在内的高官和国会中佩洛西等领导人物，都公开支持海外的藏独和疆独暴力组织。在欧洲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有藏独和疆独组织活动。中国也应该向这些老师学习，在中国可以成立支持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反西方为主的组织，为世界上的这些反西方组织提供财政和训练支持。
在将来中国将越来越难以用置身事外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希望自己能够安静的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不被西方骚扰，是行不通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平静地看着中国这个非我族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强国，而不试图在路上挖陷阱和拍砖头。当然西方明知光靠捣乱的方法，其风险性也很大，就会不断的祭出胡萝卜来，忽悠爱面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
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因为太爱面子，在奥运会上已经被西方砸了一板凳。不过是一个商业运作的体育活动，被挂上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再次复兴的大面子。一个奥林匹克山上取来的火种（其实从我们家后院取得的火种没什么区别）被冠以圣火的地位，搞得全球的反华势力都倾巢出动，要来砸场子。而其还有很多反华势力要冲进北京，借着你主人要搞一个历史上最大最棒的盛会，来搞你一个乌烟瘴气。
2008年6月30日星期一
大国游戏（之二十七）
五十三
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过去的农奴制下，大部分的藏民必须承担领主和高级僧侣的奢侈生活，导致自身的消费物资非常缺乏，再加上工作条件恶劣，医疗卫生落后，导致藏族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高，藏族平均寿命大约35岁。而在共产党执政后，在国内的领主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许多僧侣还了俗，达赖喇嘛和他的一批领主和活佛们，逃到了印度，吃上了美国政府的供养，都使藏族农牧民的经济负担大幅度减少。加上中国政府在公众卫生上的努力，而藏族又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结果是导致了藏族人口增长了180%，从1950年代初的200余万人增长到今天的550万人，其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2岁。可别小看这个72岁，因为世界最富裕和发达的美国人均寿命也是72岁。
但是，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脆弱的天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以青海为例，本来藏族牧民依赖天然的草场，可以靠自己放养的牛羊群，而有很好的生活。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放牧的人增多，草场在过度的放牧中开始沙化，这就要求限制牧民的放牧活动，必须把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牧民的职业训练和心理辅导尤其重要。把他们从传统的生活中转型，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都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像美国的黑人社区和印第安人社区的状况，使很多人即使住在政府提供的免费房屋内，但由于工作和前途没有着落，就会成为不满的根源。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藏族人口平均年龄很低，大约在20岁（维吾尔族也是这个情况）。通常这种年龄结构的社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动乱。中国平均年龄20岁时，大约在70年代，我们大致都知道那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存在着大规模的年轻人打群架的社会现象。而美国平均年龄20岁时，正是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以反越战，吸毒和嬉皮文化为特征的年轻人向整个美国次序掀起了挑战。如何将年轻人的骚动情绪通过一些正当的渠道，如流行文化中的反叛行为，或者投身于体育运动中等等，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不对这些问题有防范的做法，这两个因素就会很容易被海外藏独势力利用，来配合由部分格鲁教派寺庙的喇嘛的分裂主义行为。如果看一下历次西藏和藏区的骚乱，主要的闹事者都是以黄教格鲁派尤其是拉萨三大寺庙里的部分喇嘛为主。而班禅喇嘛治下的后藏地区，则不会参与这些分裂活动。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如噶举派，宁玛派和萨迦派比较关注于自身的宗教实践，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持支持态度，也不关心世俗政治的权利分配。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闹事的寺庙时，由于过分在意西方国家的舆论和西方政府的态度，在政策上过于软弱。主要表现在没有杜绝达赖喇嘛的海外宗教势力，通过派出人员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寺庙。另外就是通过来自其他藏区的喇嘛学徒到这些大寺庙学习的机会，向其他藏区的寺庙渗透，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藏区的寺庙里有配合拉萨的响应活动。
五十四
其实这是藏族社区在历史上很传统的方法，通过宗教上的师徒传承关系而达到政治上的控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控制如果过于放松，等于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允许了一个地下的影子政府，而这个政府就通过美国控制的藏独势力，闻鸡起舞，通过散布精心编制的谣言，来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冲击当地的社会次序。
中国政府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西方的舆论和公众之所以轻信达赖藏独势力的谎言，是因为他们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并不理解，如果中国政府耐心的想他们介绍事实，他们就会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西藏问题。
而残酷的现实是，现在的海外藏独运动反而是完全由西方政府在背后运作，而作为海外藏独的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反而只是一个傀儡，并无对这些势力控制的真正能力。在美国的藏独操作是由两个组织进行的，一个是国际支持西藏独立组织，得到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势力如国会议长佩洛西等人的支持，而加入了很多好莱坞的过气明星来增加声势。另一个就是自由亚洲电台（具体又其藏语和汉语部门）。这个电台号称民间组织，但其实是由美国共和党内的右派控制。这次其本上所有西方其他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都是通过这个电台提供的假消息。
这两个组织的资金来源都是美国国会下的民主基金会，而具体操作都是由中情局的退休专家发挥余热。笔者的分析是，之所以在3月14号发动动乱，主要原因是利用这一事件影响台湾的大选。即使这个主要目的没有达到，美国在今后的操作中肯定会加大砝码，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最终达到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苏丹，伊朗等能源地，向美国输送利益。
现在海外的藏独势力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家族。虽然达赖喇嘛在中情局的宣传攻势中，成功的建立了以达赖喇嘛灿烂的带点童真的幼稚笑容为形象的西方商业品牌，以他带口音的英文，高深而朴素的佛学哲理，把傻乎乎的西方普通人忽悠的死去活来，他的家族还是要考虑他圆寂后的敛财方式。如果能够通过和中国政府成功的谈判，而使达赖喇嘛可以重建其在中国的尊贵地位，他的家族不光可以继续享受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巨大商业利益，还可以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事务中占最大的股份，直到下一个达赖喇嘛家族的产生。当然在下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选择权上，还是会有一场争夺和政经利益重新洗牌。所以可以说，达赖喇嘛的家族是海外藏独势力中最想和中国政府谈判和达成妥协的。
第二个势力是以西藏的流亡政府主席桑东活佛领导的老一辈流亡藏人。这些人完全靠打达赖喇嘛的旗帜生活，当然其中的一些活佛也通过自己在西方国家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保证有一日三餐。这个势力主要参与了当年中情局支持的武装暴动和之后的游击骚扰，因此对最后被美国抛弃有惨痛教训，在配合美国的行动时，比较注意是不是只是被人当枪使。第三个势力即是年轻一辈在海外出生的藏人，以西藏青年大会和自由西藏学生协会为代表。这些年轻人其本上是在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各国长大，完全受西方的势力操纵，而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现在海外藏独势力的内部斗争中，主要是以这个势力攻击桑东政府贪污腐化，而想抢权，使他们在配合西方政府时，更方便行事。
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过去的农奴制下，大部分的藏民必须承担领主和高级僧侣的奢侈生活，导致自身的消费物资非常缺乏，再加上工作条件恶劣，医疗卫生落后，导致藏族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高，藏族平均寿命大约35岁。而在共产党执政后，在国内的领主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许多僧侣还了俗，达赖喇嘛和他的一批领主和活佛们，逃到了印度，吃上了美国政府的供养，都使藏族农牧民的经济负担大幅度减少。加上中国政府在公众卫生上的努力，而藏族又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结果是导致了藏族人口增长了180%，从1950年代初的200余万人增长到今天的550万人，其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2岁。可别小看这个72岁，因为世界最富裕和发达的美国人均寿命也是72岁。
但是，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脆弱的天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以青海为例，本来藏族牧民依赖天然的草场，可以靠自己放养的牛羊群，而有很好的生活。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放牧的人增多，草场在过度的放牧中开始沙化，这就要求限制牧民的放牧活动，必须把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牧民的职业训练和心理辅导尤其重要。把他们从传统的生活中转型，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都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像美国的黑人社区和印第安人社区的状况，使很多人即使住在政府提供的免费房屋内，但由于工作和前途没有着落，就会成为不满的根源。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藏族人口平均年龄很低，大约在20岁（维吾尔族也是这个情况）。通常这种年龄结构的社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动乱。中国平均年龄20岁时，大约在70年代，我们大致都知道那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存在着大规模的年轻人打群架的社会现象。而美国平均年龄20岁时，正是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以反越战，吸毒和嬉皮文化为特征的年轻人向整个美国次序掀起了挑战。如何将年轻人的骚动情绪通过一些正当的渠道，如流行文化中的反叛行为，或者投身于体育运动中等等，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不对这些问题有防范的做法，这两个因素就会很容易被海外藏独势力利用，来配合由部分格鲁教派寺庙的喇嘛的分裂主义行为。如果看一下历次西藏和藏区的骚乱，主要的闹事者都是以黄教格鲁派尤其是拉萨三大寺庙里的部分喇嘛为主。而班禅喇嘛治下的后藏地区，则不会参与这些分裂活动。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如噶举派，宁玛派和萨迦派比较关注于自身的宗教实践，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持支持态度，也不关心世俗政治的权利分配。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闹事的寺庙时，由于过分在意西方国家的舆论和西方政府的态度，在政策上过于软弱。主要表现在没有杜绝达赖喇嘛的海外宗教势力，通过派出人员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寺庙。另外就是通过来自其他藏区的喇嘛学徒到这些大寺庙学习的机会，向其他藏区的寺庙渗透，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藏区的寺庙里有配合拉萨的响应活动。
五十四
其实这是藏族社区在历史上很传统的方法，通过宗教上的师徒传承关系而达到政治上的控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控制如果过于放松，等于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允许了一个地下的影子政府，而这个政府就通过美国控制的藏独势力，闻鸡起舞，通过散布精心编制的谣言，来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冲击当地的社会次序。
中国政府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西方的舆论和公众之所以轻信达赖藏独势力的谎言，是因为他们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并不理解，如果中国政府耐心的想他们介绍事实，他们就会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西藏问题。
而残酷的现实是，现在的海外藏独运动反而是完全由西方政府在背后运作，而作为海外藏独的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反而只是一个傀儡，并无对这些势力控制的真正能力。在美国的藏独操作是由两个组织进行的，一个是国际支持西藏独立组织，得到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势力如国会议长佩洛西等人的支持，而加入了很多好莱坞的过气明星来增加声势。另一个就是自由亚洲电台（具体又其藏语和汉语部门）。这个电台号称民间组织，但其实是由美国共和党内的右派控制。这次其本上所有西方其他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都是通过这个电台提供的假消息。
这两个组织的资金来源都是美国国会下的民主基金会，而具体操作都是由中情局的退休专家发挥余热。笔者的分析是，之所以在3月14号发动动乱，主要原因是利用这一事件影响台湾的大选。即使这个主要目的没有达到，美国在今后的操作中肯定会加大砝码，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最终达到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苏丹，伊朗等能源地，向美国输送利益。
现在海外的藏独势力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家族。虽然达赖喇嘛在中情局的宣传攻势中，成功的建立了以达赖喇嘛灿烂的带点童真的幼稚笑容为形象的西方商业品牌，以他带口音的英文，高深而朴素的佛学哲理，把傻乎乎的西方普通人忽悠的死去活来，他的家族还是要考虑他圆寂后的敛财方式。如果能够通过和中国政府成功的谈判，而使达赖喇嘛可以重建其在中国的尊贵地位，他的家族不光可以继续享受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巨大商业利益，还可以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事务中占最大的股份，直到下一个达赖喇嘛家族的产生。当然在下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选择权上，还是会有一场争夺和政经利益重新洗牌。所以可以说，达赖喇嘛的家族是海外藏独势力中最想和中国政府谈判和达成妥协的。
第二个势力是以西藏的流亡政府主席桑东活佛领导的老一辈流亡藏人。这些人完全靠打达赖喇嘛的旗帜生活，当然其中的一些活佛也通过自己在西方国家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保证有一日三餐。这个势力主要参与了当年中情局支持的武装暴动和之后的游击骚扰，因此对最后被美国抛弃有惨痛教训，在配合美国的行动时，比较注意是不是只是被人当枪使。第三个势力即是年轻一辈在海外出生的藏人，以西藏青年大会和自由西藏学生协会为代表。这些年轻人其本上是在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各国长大，完全受西方的势力操纵，而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现在海外藏独势力的内部斗争中，主要是以这个势力攻击桑东政府贪污腐化，而想抢权，使他们在配合西方政府时，更方便行事。
2008年6月29日星期日
大国游戏（之二十六）
第六篇
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
--【近代】王国维
五十一
其 实种族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敏感问题。最近在美国的南部各州，就发生了中学里非洲裔学生和拉丁裔学生的大规模打斗事件。这两个种族的冲 突，主要原因是两族青年人的教育水平都比白人和亚裔要低，所以在低工资和非专业的职位上竞争，而这种工作反而机会少导致竞争激烈。再加上作为少数族裔的拉 丁裔，加入享受政府有限的少数族裔优先计划，在本来黑人垄断的福利大饼中，虎口夺食，而增加快速的拉丁裔人口，就引起了非洲裔的忧虑。
另外一个种族冲突就是发生在黑人社区，曾经有犹太人去开商店，赚了黑人的钱后，就到富人区买房买地，完全对发展黑人社区没有贡献。而当犹太人撤出后，韩国移民又故计重施，从而引发了在洛杉矶的黑人针对韩国人的冲突事件。
其 实中国的各种族间要和谐得多，比如在多民族区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地，很少听到这类事件。而在青海和甘肃发生的藏回之间的不合，也不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的本身出现，在于中国开放改革后，从严格限制的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发挥的市场经济，对藏族这个传统从事农牧业，社会讲求等级次序的民族，会产生某种失落感。 而对遗传基因里充满了商业细胞的回族，撒拉族等等，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很快就会在藏回的生活水平上，出现差距。再加上回族的商业活动像犹太人和韩国人 那样，走进了藏区，就使这种情绪上冲突逐渐蔓延。如果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处理不好，就会有知识精英或者宗教人士在其中操作，通过对藏民中知识文化水平低的农 牧民，散布量身定做，精心编造的谣言，然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事件。
解决这个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必须明白，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自由竞争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所有的56个 民族。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教育，在职业竞争市场上本来就没有一个公平的起点，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在基本的工作要求上，比如说定时的工作时间， 按照工作成绩而定的奖金制度，从事服务业工作，顾客至上的商业道德等等，都不太习惯。比如说藏族通常是单纯和友善，但当一个顾客要求这样那样时，有的藏民 就觉得自尊受到了影响。所以不能完全用中国东部理所当然的企业制度，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似乎在把“落后”的藏族逼进现代化的好日子。如果我们可以反 感西方人那种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用人权，自由和民主来教训我们的时候，对他们竖中指，我们就应该将心比心，站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角度上，认真的听取 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在藏区新开设的服务业，不是采取汉族，回族，或者撒拉族独资的方式，可以采取和藏族合股的形 式。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为这些多民族企业提供贷款上的优惠，并以雇佣当地藏民为主。如果当地缺乏足够的合适人选，就应该成立有针对性的职业训练计划，为藏 民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就业计划，使他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和其他民族的致富速度比较接近，就不会有在经济地位相对降低的感觉。
五十二
多 民族合作企业的方式，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本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数虽少，但却掌握了马来西亚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马来族裔的关系一向紧张，通 常在社会不安定时，成为马来裔贫苦的平民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实行了华裔向马来裔让利的计划，即将华裔企业中分出少量，比如5%-10%的 股份出来，分给马来裔人。当初，华裔对这个政策很反感，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却不得不免费去养一些好吃懒做的马来裔。但是后来，他们很快发现能够拿到那些让 利的马来人，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马来裔社区里宗教和民意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清真寺里的几句话，或者在当地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可以引发马来平民的大规模 骚动。而当这些人成了华裔商业的生意伙伴后，不光是这些精英人物不再挑动骚乱，而且还经常出来平息可能发生的种族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了不同民族的合 作，大家开始利用不同方面的能力，齐心合力，进而推动了整个社区的发展。
对 走进藏区做生意的回族，甚至汉族，应该明白如果他们能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让当地的藏族分利，其实对生意的长期发展更有利。而享受这些分利，和参与合作的 藏族，必须是支持国家政策，拥护民族团结并在社区的民众中有影响的宗教和世俗人士。支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人士，理所当然要享受经济 发展的好处，而鼓吹分裂，民族冲突和扰乱社会次序的人士，就必须在各方面受到打击，这个政策决不能因为国外一些敌对势力的大声喧哗而有所改变。这也是笔者 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政策，硬的一手太软，对西方国家的杂音太过关注，而投鼠忌器，反而鼓舞了国内的一些分裂分子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解 决不好青海和甘肃的藏回冲突，其后果非常重大。一方面，海外藏独势力可以将藏族经济生活提高慢于回族的情况，归罪于中国政府，并攻击中国当前的民族自治制 度，认为如果藏人真正当家做主，比如说独立的话，就会真正的保护藏人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宗教界人士在煽动民众情绪时，往往用不可调和的宗教情结来代替容 易妥协的具体的经济诉求，使情况容易失控。比如在藏区普遍流行的，其实是某些宗教人士编造的谣言，指回族在餐馆的面条汤里面，放进了洗澡水，甚至是阿訇的 骨灰，这样喝了汤的藏族就会很容易被从佛教皈依成伊斯兰教。其实局外人听起来，认为很荒唐，但是对青海和甘肃的藏族，曾有过当年军阀马步芳用刺刀逼藏人改变信仰的历史，又有当年伊斯兰势力在印度和中亚横扫佛教势力的痛苦记忆。这样就把回藏之间的问题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信仰问题，而不是经济的政策这些容易解决的问题。
随 着中东在油价高涨而造成钱包鼓胀，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而与阿拉伯人文化，宗教和血缘上都有紧密联系的回族，靠娴熟的阿 拉伯语，将会成为他们的经济伙伴和雇员。当年被解放军打败的马步芳就是率全家族流亡沙特阿拉伯，并最后入籍，而老死在客乡（当然也可以说宗教上真正的家 乡）。可以想象，如果回族看到海外的藏独势力背后的印度和西方的大力支持，一旦冲突升级，他们的阿拉伯人里的支持者就会相应号召针对西方和印度的又一场圣 战。而藏族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的行为，又是非常气愤，看到美军打击塔利班感到很过瘾。这些问题落到了国际颠覆专家的手里，又是一个火烧连环 船，搞乱中国的一个契机。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
大国游戏（之二十五）
四十九
在这些地区里，如何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将来的10-15年间，中国必须从农村转移出3亿人口，使中国的城乡比例大约达到70-80%城市人口的小康社会，使乡村人口从目前的7亿水平，降低到4亿水平，城市人口从目前的6亿水平增加到9亿水平。
如果我们以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远景。发展大中型城市群，建立5百万到1千万人口的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必须防止出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美国的纽约之类的贫民区。在人口分布上，中国的地质和环境基本上合理，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西部的人口数目虽然少，但人口压力却很大，反而是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反而有移民的空间。
从东部沿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似乎应该考虑到三个区域。第一就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河南地区。这里加上山东西部和南部的内陆地区，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以及陕西和山西，是中国人口的主要集中地。 在这个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利用郑州和徐州的交通枢纽，连带附近省份，而且通过连云港作为出口港。这里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较靠近中国的能源基地山西，内蒙和新疆，如果在节能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情况下，这里应该可以作为中国低价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第二个考虑的地方是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其人口也在1.5亿上下。这里虽然南北有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东西有长江，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辐射方式，不能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似乎利用武汉的科研水平，发展汽车，精密仪器，机械设备，微电子，激光等等制造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区域就是成都和重庆，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带动附近地区的就业市场。这里建立的消费品生产地，可以供应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还为这些区域和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支持，还可以通过滇缅通道，提供产品到南亚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东部。
由于中国西部的环境条件不适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干旱都限制了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西部政策必须是以输入工作机会为主，而不是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竞争。在新疆，如何建立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和伊宁，塔城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商品基地。中国在这里的政策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避免形成汉族由于教育水平高而拿到高收入工作机会，而少数民族由于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资收入，要提高优惠计划，培养出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阶层，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二是杜绝私人企业中招聘的歧视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不乏针对省份民工在职业市场被某些私人企业主歧视的问题。但这个做法在少数民族区域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做文章的主要武器。
五十
在中国西北的另外一个区域，即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二是为西藏以及尼泊尔，不丹提供旅游等消费用品。如何在这一区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防止各族人民的争夺，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中国稳定的大患，而事实是这些势力，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势力，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真正令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在青海和甘肃这个地区存在的中国最紧张的民族关系，即回族和藏族的关系。如果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笔者认为这里应该是首选。
本来藏族的藏传佛教从印度传入时，正是伊斯兰势力东扩，对印度的佛教势力带来毁灭性打击之时。看一看今天印度超过1亿5千万的穆斯林，以及更多的巴基斯坦人口，和孟加拉国人口，可以想象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冲击。所以当时的佛教中对伊斯兰教的仇视是可想而知，而藏传佛教的理想香巴拉也是关于佛教打败伊斯兰教后的极乐世界。而当中国的回族在跟随成吉思汗的大军东侵，在西北住下来后，由于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所以在蒙古族的治下，回藏两族的关系可以通过蒙族的仲裁而相对平稳。在元朝灭亡后，不同的蒙古部落，如来自天山南麓吐鲁番的和硕部，仍然控制青海，并通过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在剿灭了西藏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后，建立了黄教的法权和蒙古族的政权，直到满族替代了蒙族的统治地位。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灭亡，西北的控制权落得了回族军阀马家军的手里。在青海的马步芳对藏族的统治很残酷，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还包括强行令藏族的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当时的甘南藏族头人，通过层层贿赂国民政府官员，终于有机会觐见蒋介石，要求把藏族地区从青海划归甘肃，以逃脱马家军的统治。
可以想象的是，被藏族视为“汉藏一家”的共产党军队开进青海时，藏族的欢迎程度。当时有一个藏族部落赶着牛羊要到西宁交税，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军部队，当被告之是汉人军队时，年轻人全部欢呼雀跃，要求参加攻打马家军的战斗，而部落头人当场决定要把税交给解放军。年老的部落长老则比较谨慎，要求解放军，可不可然他们看看有没有1千骑兵的实力。当时的解放军指挥员则让数万骑兵列阵经过，使这些长老消除了疑虑。
当然对当时的藏族头人来讲，解放军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令他们有些不解，因为他们记得曾有汉人的军队在西北被回人杀得很惨。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共产党终于让回藏民族丢弃前嫌，并修好了藏族不同游牧民族中的世代冲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增大，在加上一些有心人士的不断传谣，回藏之间以藏族挑起的冲突有增长的趋势。如果不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在1950年代所作出了民族和解的努力就白费了。
在这些地区里，如何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将来的10-15年间，中国必须从农村转移出3亿人口，使中国的城乡比例大约达到70-80%城市人口的小康社会，使乡村人口从目前的7亿水平，降低到4亿水平，城市人口从目前的6亿水平增加到9亿水平。
如果我们以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远景。发展大中型城市群，建立5百万到1千万人口的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必须防止出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美国的纽约之类的贫民区。在人口分布上，中国的地质和环境基本上合理，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西部的人口数目虽然少，但人口压力却很大，反而是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反而有移民的空间。
从东部沿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似乎应该考虑到三个区域。第一就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河南地区。这里加上山东西部和南部的内陆地区，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以及陕西和山西，是中国人口的主要集中地。 在这个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利用郑州和徐州的交通枢纽，连带附近省份，而且通过连云港作为出口港。这里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较靠近中国的能源基地山西，内蒙和新疆，如果在节能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情况下，这里应该可以作为中国低价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第二个考虑的地方是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其人口也在1.5亿上下。这里虽然南北有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东西有长江，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辐射方式，不能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似乎利用武汉的科研水平，发展汽车，精密仪器，机械设备，微电子，激光等等制造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区域就是成都和重庆，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带动附近地区的就业市场。这里建立的消费品生产地，可以供应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还为这些区域和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支持，还可以通过滇缅通道，提供产品到南亚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东部。
由于中国西部的环境条件不适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干旱都限制了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西部政策必须是以输入工作机会为主，而不是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竞争。在新疆，如何建立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和伊宁，塔城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商品基地。中国在这里的政策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避免形成汉族由于教育水平高而拿到高收入工作机会，而少数民族由于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资收入，要提高优惠计划，培养出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阶层，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二是杜绝私人企业中招聘的歧视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不乏针对省份民工在职业市场被某些私人企业主歧视的问题。但这个做法在少数民族区域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做文章的主要武器。
五十
在中国西北的另外一个区域，即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二是为西藏以及尼泊尔，不丹提供旅游等消费用品。如何在这一区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防止各族人民的争夺，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中国稳定的大患，而事实是这些势力，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势力，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真正令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在青海和甘肃这个地区存在的中国最紧张的民族关系，即回族和藏族的关系。如果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笔者认为这里应该是首选。
本来藏族的藏传佛教从印度传入时，正是伊斯兰势力东扩，对印度的佛教势力带来毁灭性打击之时。看一看今天印度超过1亿5千万的穆斯林，以及更多的巴基斯坦人口，和孟加拉国人口，可以想象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冲击。所以当时的佛教中对伊斯兰教的仇视是可想而知，而藏传佛教的理想香巴拉也是关于佛教打败伊斯兰教后的极乐世界。而当中国的回族在跟随成吉思汗的大军东侵，在西北住下来后，由于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所以在蒙古族的治下，回藏两族的关系可以通过蒙族的仲裁而相对平稳。在元朝灭亡后，不同的蒙古部落，如来自天山南麓吐鲁番的和硕部，仍然控制青海，并通过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在剿灭了西藏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后，建立了黄教的法权和蒙古族的政权，直到满族替代了蒙族的统治地位。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灭亡，西北的控制权落得了回族军阀马家军的手里。在青海的马步芳对藏族的统治很残酷，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还包括强行令藏族的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当时的甘南藏族头人，通过层层贿赂国民政府官员，终于有机会觐见蒋介石，要求把藏族地区从青海划归甘肃，以逃脱马家军的统治。
可以想象的是，被藏族视为“汉藏一家”的共产党军队开进青海时，藏族的欢迎程度。当时有一个藏族部落赶着牛羊要到西宁交税，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军部队，当被告之是汉人军队时，年轻人全部欢呼雀跃，要求参加攻打马家军的战斗，而部落头人当场决定要把税交给解放军。年老的部落长老则比较谨慎，要求解放军，可不可然他们看看有没有1千骑兵的实力。当时的解放军指挥员则让数万骑兵列阵经过，使这些长老消除了疑虑。
当然对当时的藏族头人来讲，解放军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令他们有些不解，因为他们记得曾有汉人的军队在西北被回人杀得很惨。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共产党终于让回藏民族丢弃前嫌，并修好了藏族不同游牧民族中的世代冲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增大，在加上一些有心人士的不断传谣，回藏之间以藏族挑起的冲突有增长的趋势。如果不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在1950年代所作出了民族和解的努力就白费了。
大国游戏（之二十四）
四十七
在中国今天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人民不再受过去的户口制度的束缚，可以因为投资和工作的原因，在全国流动。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地区性的产业分工，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以出口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多集中在沿海的东南部和南部，虽然解决了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就造成了铁路春运的大问题，出现年初的大风雪导致的交通瘫痪。而且这种消化劳动力的方法，对汉语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等等，都起不了太大的帮助。而中国政府在西部的部分地区的投资，又会将中部的大量劳动力吸收入新疆和西藏，而导致与当地人造成职业上的争夺。再加上各民族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上的区别，更容易产生误解而增加矛盾，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笔者的看法是，不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进行全国一盘棋的规划，而应该利用中华民族的特点在于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的特性，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的特殊情况，对中国的主要地区在工业分布，和创造就业机会上，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基本上抢占了世界的低档消费品市场，靠在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越来越昂贵的沿海地区，继续靠价廉商品去开拓国际市场，在今天北美和欧洲逐渐陷入衰退的短期和中期展望上，几乎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依靠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南美和非洲的市场，也只是权宜之计。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增加内需，在持续的基本建设上，再增加内部的消费，而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就要看中国的低档品制造业是否可以转移到成本相对便宜的中西部，而中国的沿海地区是否能发展出中高档消费品来满足中国自己的市场。
如果以中国的大都市为中心，我们可以大致的划分出这样几个都市圈：
一是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大连和青岛在内的环渤海圈；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在内的大长江三角洲；三是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澳门，深圳，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地区应该是中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本钱所在。这些地区要做到两个方向的转变：
一是发展高附加值，高资金积累型的新型工业。利用在科研和教育上的优势，发展新型的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化技术，纳米技术，电脑和人工智能等等朝阳工业，并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地区中心，发展出影响亚洲的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二是发展以占据中国未来中高档消费市场为主的消费品牌工业。以中国文化的5千年底蕴，中国从来都是世界高档消费品潮流的领导者和生产者，以中国人在吃喝玩乐上的高尚品味，应该能够创造出引领世界消费市场的衣食住行文化。在中期内，尽量以满足中国的内需为主，防止这个丰富的市场被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垃圾品牌抢占。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新一代消费阶层是以80后为主导，因此缺乏上一代人无可救药的盲目崇拜欧美风尚的习惯，再加上这次由西藏骚乱引发的对法国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反感，都是中国这个工业发展的助力。
四十八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中央政府牵头，但是具体的事务应该由地方的各级政府协调，讨论如何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支持。而中国的文化和娱乐界则在这个建立自己文化风尚上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体系来看，北方的汉满蒙朝鲜亚文化圈，可以建立以大连为窗口的时尚中心，发展出自己系列的文化产品。例如以满文化为基础的旗袍，在吴越文化的上海的变更下，产生出影响全球的服装潮流。如果以北京的雅文化和艺术家的创意，建立起以文化为核心的高档消费品系列，不光可以涵盖中国的北方，还可以辐射外蒙，俄国的滨海，朝鲜，韩国和日本。
而东南的吴越徽闽亚文化圈，本身已经有很多精品，例如徽州的文房四宝的书法文化，宜兴的紫砂壶和闽浙徽的精品茶叶的茶文化，苏州的园林和盆景的园艺文化等等，都可以通过上海这个中心而集大成，发展出清雅细致的服装，饰品，家居用品等等系列。
而南方的岭南文化，本来在香港已经具有世界一流的研发，生产，包装和行销的水平。唯一可惜的是香港雅文化的缺乏，而导致英国式的狗仔队窥探私人隐私的庸俗市民街井文化横行。这就造成整个南粤人民以自己的文化为耻的自卑心态（颇似韩国文化界），而盲目崇拜欧洲和日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家和本土文化，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东方的一个时尚中心。
从这次与西方媒体对抗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消费主义，可以在发展中国自身的中高档消费品产业中起很大的助力。其实利用民间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工业，在欧洲和美国从来都是家常便饭，中国人需要好好学习而加以利用。美国这些年来民间不断有社会团体，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风潮，而欧盟就不断的单方面破坏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配额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形成一些影响团体，以非政府的形式出面，对危害中国自身发展的欧洲高档消费品进行阻击，利用这些企业在损害中国人民感情上的行为，如巴黎市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表彰，英国某大学对藏独的支持，某些品牌对藏独人士的钟爱等等，发起不同规模的抵制行动来针对这些地方的商业品牌，不只是对这些行为抗议，而是要趁机支持中国的替代品牌抢占自己的国内市场。这些行动需要长期的跟进，而不是三分钟的热气。笔者建议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应该看到这个机会，向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和韩国学习，在资金上捐给这些非政府，非赢利的中国消费者组织。今天的国家之间，除了合作，更多的是争斗，商场如战场，如何减少内斗，一致对外，是企业界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城市圈的转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以武汉为中心，涵盖鄂湘赣的楚文化区，以西安为中心，涵盖陕晋豫的中原文化区，以重庆为中心，连成都，拉萨的巴蜀羌藏亚文化区，以昆明为中心，包括滇黔桂的壮苗缅傣亚文化区，以银川和西宁的包含中东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以及汉文化的伊斯兰亚文化区，再加上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伊斯兰突厥亚文化区。
在中国今天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人民不再受过去的户口制度的束缚，可以因为投资和工作的原因，在全国流动。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地区性的产业分工，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以出口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多集中在沿海的东南部和南部，虽然解决了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就造成了铁路春运的大问题，出现年初的大风雪导致的交通瘫痪。而且这种消化劳动力的方法，对汉语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等等，都起不了太大的帮助。而中国政府在西部的部分地区的投资，又会将中部的大量劳动力吸收入新疆和西藏，而导致与当地人造成职业上的争夺。再加上各民族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上的区别，更容易产生误解而增加矛盾，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笔者的看法是，不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进行全国一盘棋的规划，而应该利用中华民族的特点在于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的特性，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的特殊情况，对中国的主要地区在工业分布，和创造就业机会上，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基本上抢占了世界的低档消费品市场，靠在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越来越昂贵的沿海地区，继续靠价廉商品去开拓国际市场，在今天北美和欧洲逐渐陷入衰退的短期和中期展望上，几乎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依靠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南美和非洲的市场，也只是权宜之计。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增加内需，在持续的基本建设上，再增加内部的消费，而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就要看中国的低档品制造业是否可以转移到成本相对便宜的中西部，而中国的沿海地区是否能发展出中高档消费品来满足中国自己的市场。
如果以中国的大都市为中心，我们可以大致的划分出这样几个都市圈：
一是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大连和青岛在内的环渤海圈；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在内的大长江三角洲；三是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澳门，深圳，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地区应该是中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本钱所在。这些地区要做到两个方向的转变：
一是发展高附加值，高资金积累型的新型工业。利用在科研和教育上的优势，发展新型的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化技术，纳米技术，电脑和人工智能等等朝阳工业，并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地区中心，发展出影响亚洲的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二是发展以占据中国未来中高档消费市场为主的消费品牌工业。以中国文化的5千年底蕴，中国从来都是世界高档消费品潮流的领导者和生产者，以中国人在吃喝玩乐上的高尚品味，应该能够创造出引领世界消费市场的衣食住行文化。在中期内，尽量以满足中国的内需为主，防止这个丰富的市场被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垃圾品牌抢占。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新一代消费阶层是以80后为主导，因此缺乏上一代人无可救药的盲目崇拜欧美风尚的习惯，再加上这次由西藏骚乱引发的对法国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反感，都是中国这个工业发展的助力。
四十八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中央政府牵头，但是具体的事务应该由地方的各级政府协调，讨论如何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支持。而中国的文化和娱乐界则在这个建立自己文化风尚上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体系来看，北方的汉满蒙朝鲜亚文化圈，可以建立以大连为窗口的时尚中心，发展出自己系列的文化产品。例如以满文化为基础的旗袍，在吴越文化的上海的变更下，产生出影响全球的服装潮流。如果以北京的雅文化和艺术家的创意，建立起以文化为核心的高档消费品系列，不光可以涵盖中国的北方，还可以辐射外蒙，俄国的滨海，朝鲜，韩国和日本。
而东南的吴越徽闽亚文化圈，本身已经有很多精品，例如徽州的文房四宝的书法文化，宜兴的紫砂壶和闽浙徽的精品茶叶的茶文化，苏州的园林和盆景的园艺文化等等，都可以通过上海这个中心而集大成，发展出清雅细致的服装，饰品，家居用品等等系列。
而南方的岭南文化，本来在香港已经具有世界一流的研发，生产，包装和行销的水平。唯一可惜的是香港雅文化的缺乏，而导致英国式的狗仔队窥探私人隐私的庸俗市民街井文化横行。这就造成整个南粤人民以自己的文化为耻的自卑心态（颇似韩国文化界），而盲目崇拜欧洲和日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家和本土文化，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东方的一个时尚中心。
从这次与西方媒体对抗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消费主义，可以在发展中国自身的中高档消费品产业中起很大的助力。其实利用民间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工业，在欧洲和美国从来都是家常便饭，中国人需要好好学习而加以利用。美国这些年来民间不断有社会团体，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风潮，而欧盟就不断的单方面破坏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配额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形成一些影响团体，以非政府的形式出面，对危害中国自身发展的欧洲高档消费品进行阻击，利用这些企业在损害中国人民感情上的行为，如巴黎市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表彰，英国某大学对藏独的支持，某些品牌对藏独人士的钟爱等等，发起不同规模的抵制行动来针对这些地方的商业品牌，不只是对这些行为抗议，而是要趁机支持中国的替代品牌抢占自己的国内市场。这些行动需要长期的跟进，而不是三分钟的热气。笔者建议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应该看到这个机会，向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和韩国学习，在资金上捐给这些非政府，非赢利的中国消费者组织。今天的国家之间，除了合作，更多的是争斗，商场如战场，如何减少内斗，一致对外，是企业界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城市圈的转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以武汉为中心，涵盖鄂湘赣的楚文化区，以西安为中心，涵盖陕晋豫的中原文化区，以重庆为中心，连成都，拉萨的巴蜀羌藏亚文化区，以昆明为中心，包括滇黔桂的壮苗缅傣亚文化区，以银川和西宁的包含中东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以及汉文化的伊斯兰亚文化区，再加上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伊斯兰突厥亚文化区。
2008年6月24日星期二
大国游戏(之二十三）
四十五
那么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应对这个新的挑战呢？
通常在施行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软和硬的两手。硬的一手打击在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势力，软的一手为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包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的政策才可以使所有赞成国家政策的人士可以得到实际的好处，使所有反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分裂分子受到打击。
笔者个人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新疆软的一手不够软，而在西藏硬的一手不够硬。相对于西藏，国家的投资资金比重似乎有提高的必要，在投资的项目中，也应该有所调整。除了技术密集型的石油，化工和能源工业外，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大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农业人口提供脱贫和就业的机会。
中国在解决新疆的问题上应该比西藏更容易，因为疆独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而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的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都使疆独势力无法建立起有规模的基地。再加上疆独势力缺乏整合和有声望的领袖人物， 都影响了其行动的能量。美国已经试图在这方面下功夫，包括去年布什接见热比亚，和欧洲企图争取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努力，都可以看作加大干扰中国新疆稳定的一个前奏。
而现在美国国会运作的企图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与阿凯达和塔利班作战时，俘获的17名东突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从古巴的美军关塔纳摩监狱释放出来，也是考虑到疆独组织势力太弱，而需要把这些曾参加了车臣对俄军的苦战，甚至让美军吃过苦头的战士，放出来咬中国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背书了中国新疆政府在反恐上的成绩可观，使美国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补充疆独力量。
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这些恐怖分子最终不排除手持美国或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护照，最后潜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或者其他中亚国家，操作对中国的恐怖活动。中国的反恐人员应该在这些地区布置，争取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恐怖分子清除掉。
中国政府还需要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不能仅仅依靠民族自治，还需要倡导民族融合，鼓励和提倡汉族人民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和文化，把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在学校教育中，不光要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以民考汉的方式，提高其汉语水平，还要提供优惠为汉族学生提供汉考民的机会，使在将来可以做到真正的双语和多语的机会，使各民族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任意使用多种语言，而没有交流和理解上的问题。这样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的施行民族自治。
四十六
在民族教育上，中国政府不光要推动基础教育，而且还要大幅度的依赖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普及职业学校，通过和各种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合作的方式，为少数民族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技术培训，使少数民族在技术工种上的比重增高。另外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对多民族的合作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争取可以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形成一股维护社会稳定的富裕的中产阶层。
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新疆的宗教阶层，基本上对政府政策持拥护政策，而和西藏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由于新疆的各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尊贵，而且对群众的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比政府还要大。如果宗教阶层在社会中享有其应得的地位，就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反之，如果宗教人士觉得在现代社会中有被边缘化和被冷落的感觉，就会变成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
这里就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的改革问题。笔者其实不光不赞成一党政治，更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无党政治。其实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是一种笔者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的极不平均，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资本主义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而最终造成阶级的对抗引发国家的崩溃。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每产生一个李嘉诚式的大亨，就会导致几万家庭的无屋可住。而多党政治所代表的为各个经济利益的强势集团而瓜分国家利益，不光会导致恶质政治而造成中国的实际地方割据，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导致下层人民赤贫化。
但是如果中国不想向西方式的多党政治发展，而使中国共产党转型成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儒家阶层的方式，即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代表某些基层的利益，而是变成一个专业化的精英阶层，代表全社会各族和各界人民的利益，使各种利益之间的协商都可以在党内达成妥协，而不会如西方社会一样，在选举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最终是以一党之利玩零和游戏。
这样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工人党，农民党，开始接受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等，而最终包容一切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力量。而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力量，理所应当的应该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已经有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中重用宗教人士的先例。开放党员给信仰宗教人士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在党章中，将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是实现中国成为一个和谐，均富，包容和公平的社会，而自身的宗教信仰和这些目标不仅不冲突，而且还对达到这些目标更有益处。当然，任何一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势力，都应该被包容进现有的体系中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一个宝贵遗产。
那么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应对这个新的挑战呢？
通常在施行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软和硬的两手。硬的一手打击在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势力，软的一手为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包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的政策才可以使所有赞成国家政策的人士可以得到实际的好处，使所有反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分裂分子受到打击。
笔者个人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新疆软的一手不够软，而在西藏硬的一手不够硬。相对于西藏，国家的投资资金比重似乎有提高的必要，在投资的项目中，也应该有所调整。除了技术密集型的石油，化工和能源工业外，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大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农业人口提供脱贫和就业的机会。
中国在解决新疆的问题上应该比西藏更容易，因为疆独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而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的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都使疆独势力无法建立起有规模的基地。再加上疆独势力缺乏整合和有声望的领袖人物， 都影响了其行动的能量。美国已经试图在这方面下功夫，包括去年布什接见热比亚，和欧洲企图争取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努力，都可以看作加大干扰中国新疆稳定的一个前奏。
而现在美国国会运作的企图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与阿凯达和塔利班作战时，俘获的17名东突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从古巴的美军关塔纳摩监狱释放出来，也是考虑到疆独组织势力太弱，而需要把这些曾参加了车臣对俄军的苦战，甚至让美军吃过苦头的战士，放出来咬中国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背书了中国新疆政府在反恐上的成绩可观，使美国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补充疆独力量。
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这些恐怖分子最终不排除手持美国或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护照，最后潜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或者其他中亚国家，操作对中国的恐怖活动。中国的反恐人员应该在这些地区布置，争取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恐怖分子清除掉。
中国政府还需要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不能仅仅依靠民族自治，还需要倡导民族融合，鼓励和提倡汉族人民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和文化，把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在学校教育中，不光要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以民考汉的方式，提高其汉语水平，还要提供优惠为汉族学生提供汉考民的机会，使在将来可以做到真正的双语和多语的机会，使各民族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任意使用多种语言，而没有交流和理解上的问题。这样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的施行民族自治。
四十六
在民族教育上，中国政府不光要推动基础教育，而且还要大幅度的依赖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普及职业学校，通过和各种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合作的方式，为少数民族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技术培训，使少数民族在技术工种上的比重增高。另外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对多民族的合作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争取可以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形成一股维护社会稳定的富裕的中产阶层。
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新疆的宗教阶层，基本上对政府政策持拥护政策，而和西藏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由于新疆的各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尊贵，而且对群众的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比政府还要大。如果宗教阶层在社会中享有其应得的地位，就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反之，如果宗教人士觉得在现代社会中有被边缘化和被冷落的感觉，就会变成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
这里就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的改革问题。笔者其实不光不赞成一党政治，更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无党政治。其实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是一种笔者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的极不平均，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资本主义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而最终造成阶级的对抗引发国家的崩溃。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每产生一个李嘉诚式的大亨，就会导致几万家庭的无屋可住。而多党政治所代表的为各个经济利益的强势集团而瓜分国家利益，不光会导致恶质政治而造成中国的实际地方割据，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导致下层人民赤贫化。
但是如果中国不想向西方式的多党政治发展，而使中国共产党转型成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儒家阶层的方式，即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代表某些基层的利益，而是变成一个专业化的精英阶层，代表全社会各族和各界人民的利益，使各种利益之间的协商都可以在党内达成妥协，而不会如西方社会一样，在选举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最终是以一党之利玩零和游戏。
这样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工人党，农民党，开始接受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等，而最终包容一切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力量。而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力量，理所应当的应该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已经有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中重用宗教人士的先例。开放党员给信仰宗教人士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在党章中，将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是实现中国成为一个和谐，均富，包容和公平的社会，而自身的宗教信仰和这些目标不仅不冲突，而且还对达到这些目标更有益处。当然，任何一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势力，都应该被包容进现有的体系中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一个宝贵遗产。
大国游戏（之二十二）
四十三
如果考虑到国际大势的变化，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向东亚漂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一大变局中，美国的超强角色自然会衰退，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国土，人口和经济实力，还是比较可观，如果美国将其全球力量收缩，而不是到处在全球扩张，其就不会象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一样，轰然倒塌。美国还会在一个多极的世界次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欧洲。
在东亚的新次序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当这三个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为基本，加上日本在观念中的脱欧返亚（当然美国重兵驻境，有一定难度），就会造成欧洲的地位大幅降低，而成为类似崛起的阿拉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地位。
对西方的垄断来讲，这也是一个噩梦。所以如果能够在亚洲的未来三强中制造事端，从二桃杀三士，引出个火烧连环船，应该是上上之选的对策。
而这个二桃，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就是石油，天然气代表的能源，和其他各种金属原材料。如果美国和北约可以控制住中东，解决伊朗，北上中亚，然后南下中北非，就可以控制住亚洲三强的命脉。至于中南美洲，通过浩瀚的太平洋恐怕还是一个梦想，只有在二十年后，也许集三强之力，才可以和美国领军的北约对抗。但是三强可不可以熬到那一天，出现那样的整合，而不是互相之间咬个你死我活，还是未定之数。
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三强中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和日本不足为惧。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日本人民的卖命工作，经常成为替美国和欧洲人民付账的提款机，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大部分军费都由日本人支付，甚至出现了被迫支付因为兑换率变化而造成的差额。而当日本经济一旦过强，就遭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一直到日本陷入经济衰退为止。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市场在外，资源在外和能源在外，一切命脉取决于美国人的脸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日本颇象英国的地位，以英国来平衡欧洲大陆的法德联盟，正如以日本来平衡亚洲大陆的中国。只不过唯一的区别是，英国是美国的堂弟，日本只是美国的奴才。
在南亚的印度，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印度在邯郸学步，继承了英国人替他们建立的无法运作的民主体系后，一直无法有效的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周边的安全环境。凭着一批绝顶聪明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和印度人民作为数学发源地的底蕴，终于让印度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在外包业中异军突起，在电脑和医药等行业上可以有所建树。但是印度的体制造成其官僚体系腐败和低效率，利益集团在频繁的选举中不断侵蚀公共利益。在周边关系上，还是未能完全处理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紧张关系，但印度的战略界和军界，却仍然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非常容易陷入美国和西方国家关于印度抗衡中国的挑拨。而印度有限的海军力量却反而在印度洋，因为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薄弱而独占鳌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介入还不是太顺手，在缅甸的颜色革命也不成功，在斯里兰卡通过上次南亚海啸的渗透也没有结果，使印度暂时可以心安，但对中国的任何哪怕是商业的动作都精神过敏。
四十四
在西方的商业词汇里有两个新词，都和中国有关。一个是中印区（Chindia），另一个是中中区（Chime）。
中印区指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将为世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从来都是在世界经济上，排名第一和第二，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持这种意见的人，在印度不占少数，他们主张利用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源上的长处，比如中国和印度高科技人才在世界上的二分天下的地位，和中国和印度裔移民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商业地位，可以一方面和欧洲和北美竞争，一方面甚至可以用这个区域发展的市场，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等国的经济起飞。
中中区则指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以中东穆斯林国家的能源优势结合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加上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对中东国家进行支持，而中东国家在金融和投资上参与中国市场发展，使亚洲可以从太平洋海岸到地中海岸建立起一个富裕和稳定的市场。
对这个远景，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以美国和西方霸权为核心价值的地缘战略派，如美国国防部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部，各大西方军火生产商，和各大能源公司，对这个局面是非常恐惧。加上宗教和文化冲突论者，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之流，则散布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合力对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威胁，也对这种中国和中东的合作充满疑虑。而西方的另一些强调各文化和谐的人士，却欢迎这个局面出现。他们的观点是，由于西方本身无能力解决中东对西方的仇视和恐怖活动，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为中东创造出一个富裕和安乐的中产社会，也许反而会彻底解决中东人民对西方的极端行为。
这两个概念听起来很动听，而且实际操作上也可行，但不是没有其中的弱点。
在中中区，有三个方面可以打击其成型，一是北约和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升级，比如更多的美军，英军，法军和德军加入战地，可以把战火烧到巴基斯坦，通过北部的军事行动和南部的贝路齐的独立运动，而切断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二是西方增加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比如法国最近在阿联酋新签下的阿布打比海军基地。第三个就是支持针对中国新疆的疆独运动，搞乱中国的边疆，并在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打下钉子。
在中印区，虽然中国和印度的领土争端没有任何导致冲突的迹象，但西方以西藏独立运动的炒作，通过由西方人直接控制西藏流亡组织的方法，而倡导暴力和恐怖活动，都有可能使中国和印度的分歧增大，而出现火烧中国和印度这两艘连环船的局面。
至少在印度，已经有人看到了这个危险。在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在拉萨骚乱后，去达兰沙拉为藏独打气，印度的评论家就指出，当两个大象打架的时候，大象脚下的那块草地就会遭殃。中国和美国就是其眼中的大象，而印度就是其笔下的草地。很值得寻味的是，美国已经开始有媒体炒作印度的阿山姆邦（在与中国争端的藏南之南）的武装独立运动，一旦在印度的藏独分子开始实施恐怖暴力活动，就会在中国产生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可能，从而把两国拉入更多的冲突之中。
如果考虑到国际大势的变化，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向东亚漂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一大变局中，美国的超强角色自然会衰退，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国土，人口和经济实力，还是比较可观，如果美国将其全球力量收缩，而不是到处在全球扩张，其就不会象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一样，轰然倒塌。美国还会在一个多极的世界次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欧洲。
在东亚的新次序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当这三个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为基本，加上日本在观念中的脱欧返亚（当然美国重兵驻境，有一定难度），就会造成欧洲的地位大幅降低，而成为类似崛起的阿拉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地位。
对西方的垄断来讲，这也是一个噩梦。所以如果能够在亚洲的未来三强中制造事端，从二桃杀三士，引出个火烧连环船，应该是上上之选的对策。
而这个二桃，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就是石油，天然气代表的能源，和其他各种金属原材料。如果美国和北约可以控制住中东，解决伊朗，北上中亚，然后南下中北非，就可以控制住亚洲三强的命脉。至于中南美洲，通过浩瀚的太平洋恐怕还是一个梦想，只有在二十年后，也许集三强之力，才可以和美国领军的北约对抗。但是三强可不可以熬到那一天，出现那样的整合，而不是互相之间咬个你死我活，还是未定之数。
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三强中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和日本不足为惧。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日本人民的卖命工作，经常成为替美国和欧洲人民付账的提款机，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大部分军费都由日本人支付，甚至出现了被迫支付因为兑换率变化而造成的差额。而当日本经济一旦过强，就遭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一直到日本陷入经济衰退为止。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市场在外，资源在外和能源在外，一切命脉取决于美国人的脸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日本颇象英国的地位，以英国来平衡欧洲大陆的法德联盟，正如以日本来平衡亚洲大陆的中国。只不过唯一的区别是，英国是美国的堂弟，日本只是美国的奴才。
在南亚的印度，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印度在邯郸学步，继承了英国人替他们建立的无法运作的民主体系后，一直无法有效的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周边的安全环境。凭着一批绝顶聪明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和印度人民作为数学发源地的底蕴，终于让印度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在外包业中异军突起，在电脑和医药等行业上可以有所建树。但是印度的体制造成其官僚体系腐败和低效率，利益集团在频繁的选举中不断侵蚀公共利益。在周边关系上，还是未能完全处理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紧张关系，但印度的战略界和军界，却仍然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非常容易陷入美国和西方国家关于印度抗衡中国的挑拨。而印度有限的海军力量却反而在印度洋，因为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薄弱而独占鳌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介入还不是太顺手，在缅甸的颜色革命也不成功，在斯里兰卡通过上次南亚海啸的渗透也没有结果，使印度暂时可以心安，但对中国的任何哪怕是商业的动作都精神过敏。
四十四
在西方的商业词汇里有两个新词，都和中国有关。一个是中印区（Chindia），另一个是中中区（Chime）。
中印区指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将为世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从来都是在世界经济上，排名第一和第二，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持这种意见的人，在印度不占少数，他们主张利用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源上的长处，比如中国和印度高科技人才在世界上的二分天下的地位，和中国和印度裔移民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商业地位，可以一方面和欧洲和北美竞争，一方面甚至可以用这个区域发展的市场，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等国的经济起飞。
中中区则指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以中东穆斯林国家的能源优势结合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加上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对中东国家进行支持，而中东国家在金融和投资上参与中国市场发展，使亚洲可以从太平洋海岸到地中海岸建立起一个富裕和稳定的市场。
对这个远景，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以美国和西方霸权为核心价值的地缘战略派，如美国国防部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部，各大西方军火生产商，和各大能源公司，对这个局面是非常恐惧。加上宗教和文化冲突论者，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之流，则散布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合力对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威胁，也对这种中国和中东的合作充满疑虑。而西方的另一些强调各文化和谐的人士，却欢迎这个局面出现。他们的观点是，由于西方本身无能力解决中东对西方的仇视和恐怖活动，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为中东创造出一个富裕和安乐的中产社会，也许反而会彻底解决中东人民对西方的极端行为。
这两个概念听起来很动听，而且实际操作上也可行，但不是没有其中的弱点。
在中中区，有三个方面可以打击其成型，一是北约和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升级，比如更多的美军，英军，法军和德军加入战地，可以把战火烧到巴基斯坦，通过北部的军事行动和南部的贝路齐的独立运动，而切断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二是西方增加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比如法国最近在阿联酋新签下的阿布打比海军基地。第三个就是支持针对中国新疆的疆独运动，搞乱中国的边疆，并在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打下钉子。
在中印区，虽然中国和印度的领土争端没有任何导致冲突的迹象，但西方以西藏独立运动的炒作，通过由西方人直接控制西藏流亡组织的方法，而倡导暴力和恐怖活动，都有可能使中国和印度的分歧增大，而出现火烧中国和印度这两艘连环船的局面。
至少在印度，已经有人看到了这个危险。在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在拉萨骚乱后，去达兰沙拉为藏独打气，印度的评论家就指出，当两个大象打架的时候，大象脚下的那块草地就会遭殃。中国和美国就是其眼中的大象，而印度就是其笔下的草地。很值得寻味的是，美国已经开始有媒体炒作印度的阿山姆邦（在与中国争端的藏南之南）的武装独立运动，一旦在印度的藏独分子开始实施恐怖暴力活动，就会在中国产生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可能，从而把两国拉入更多的冲突之中。
2008年6月23日星期一
大国游戏（之二十一）
第五篇
堂堂背我随余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清】王夫之
四十一
另外美国希望打击的是伊朗的汽油进口和原油出口。 也许你会惊奇，伊朗在美国数十年的经济制裁下，其本国的石油提炼能力因为设备老化，缺乏配件，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汽油需求，而要从国际市场每天买大约7百万加仑， 占伊朗消费量的40%。本来这些汽油通常从欧洲进口，但由于美国的制裁，伊朗不得不转入亚洲市场，从新加坡入口，通过支付欧元现金而逃避美国的制裁。同时，伊朗支付了中国的中石化公司22亿欧元将伊朗的两大炼油厂生产量提高三倍，并试图开发天然气液化来彻底解决燃油的进口问题。
伊朗政府也试图提高汽油价格，但是在愤怒的年轻车主阶层抗议之后，不得不作罢。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对抗会是一场持久战，如何做到汽油的自给自足是保持国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国的当前策略，是如何使伊朗难以从亚洲进口汽油。
在美国犹太人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国会由纽约的民主党议员爱克曼和印第安纳的共和党议员彭斯刚刚提出在2007年的制裁伊朗法案中，增加条款，禁止世界任何国家向伊朗出售汽油，并惩罚任何在伊朗能源工业投资的国家。
很明显，在伊朗能源上投资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尤其是中石化的最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当时美国就暗示可能会以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理由，而对其制裁。而中国就暗示，以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来作为报复而打击美国已经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
在伊朗的石油市场上，除了中国，就是日本。本来日本曾经非常配合美国的政策，从伊朗撤出了投资，但是发现美国保证的从伊拉克替代的石油未能兑现，使日本的能源来源陷入困境，因此对美国的制裁不再热心，而且日本从伊朗买入的石油，全部用日元计价，而美国财政部几乎没有对日本施加压力，可能也是日本没有其他选择。
印度同样对美国的制裁三心二意。本来印度计划从伊朗经过巴基斯坦的油气管道，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泡汤。加上中国在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朗的核子计划作出不利于布什政府的评估后，立即签订的合同，都令印度人耿耿于怀，认为盲目跟着美国走，就是自取其辱。
当然美国的目的也许并不是彻底打垮伊朗的经济，而是令伊朗人的日子艰苦，而不得不接受美国苛刻的谈判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造成危机，而导致伊朗自己内部的政策争吵，从而给予美国可乘之机。对待中国和伊朗的经贸关系，美国根本不敢用贸易战的威胁来要挟中国，一个可能性的方案就是告诉中国，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中国的不配合），剩下的选择就是不得不进行战争，而那可不是你中国想看到的局面吧！
另一个角度就是最近由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卡泊林（这位作者正是2005年关于台海中美大战的放风者，通常代表美国国防部的一些势力的观点）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一些见解。他提出新疆和西藏的情形和台湾不同，牵涉中国人（汉人）的民族感情，所以美国在操作这些问题时，要比较小心，不能得罪了所有的中国人，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最好是和中国人面对面沟通，比如布什总统不应该学那些欧洲的“小”国（大概指法国之流的不入流国家）去抵制奥运会，而应该和中国人协商，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换取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估计如伊朗，缅甸和苏丹等）支持美国的行动。
四十二
而美国在伊拉克艰辛的经营了5年，终于有机会在纸面上对伊拉克石油进行分赃。估计这个月，西方的5大石油公司美国的埃克森，雪佛龙，英国的英油，英荷的壳牌，加上法国的托托（也许这是为什么法国新总统沙科奇让人觉得比布什还布什的原因），终于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一个私相授予的开发合同，而不是石油界通常进行的公开拍卖，以出价者高赢得合同的惯例。经过了在伊拉克政府石油部工作的石油专家们的评估，这些来自于以上公司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把合同给予这5家公司，是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最好的选择。
这个合同是在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28个永久使用权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用兵抢回石油输出港巴士拉之后，才有可能签署。如果美国可以保证石油公司员工的安全，和石油输出管道的畅通，至少可以部分的解决日本的石油短缺问题，使美国可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当然和当初的原定计划不同的是，美国的人民是无法追回这些年在伊拉克用兵的军费，直接的收益者当然是这5大石油公司。唯一的变数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甚至由伊朗特种部队假扮的什叶派民兵）会不会让这个计划得逞，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
这就令人不禁想问，到底伊朗一仗会不会在布什离任之前开打？笔者的估计是机率不大。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伊朗的核子计划距离核武化尚有一段时间，而美国对伊朗的空中打击，并不能完全将这个计划摧毁，而面对伊朗可能无休无止的报复，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针对以色列的反击，都会令美国好不容易叼到嘴里的肥肉，又增加变数。而且，美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占领伊朗，如果不能靠自己的地面部队的话，就不能排除希望扶持亲美的伊朗政府，而这两个选择似乎在目前的情况下，都不太现实。但是，如果美国可以将战争的危机刺激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个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可能会以强势的谈判地位，和伊朗暂时消除敌意，而换取伊朗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霸权予以承认，而不会挑战美国在伊拉克的大肥肉利益，然后在将来再找机会颠覆伊朗。
当然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上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但是在把法国拉进分赃团队里，就保证了欧盟的英法两国知道在哪边站队，不会再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说三道四。
那么伊朗肯不肯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白白的放弃，把好不容易吃到口里的伊拉克再吐出来，也是一个考验。现在伊朗的对策是，一方面竭力争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希望借俄国和中国的力量来应付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个相似于欧盟的亚盟出现，能够让伊朗的未来完全与西方和欧美脱节，而成为亚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来带动伊朗的经济起飞。
当然最佳的选择就是，伊朗能够和中国和俄国建立起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同盟，能够为伊朗在获得核子武器之前，提供安全保障，而使伊朗成为亚洲经济圈的一个边界防守力量。其实伊朗在这方面一直很积极，而俄国也因为北约的步步紧逼而愿意合作，反而是中国似乎不愿出头，觉得自己力量还是太弱，无法担负起保卫伊朗的责任。
从俄国的角度而言，如果欧洲可以从伊拉克取油取气，当然会虚弱其对欧洲的能源武器的威胁砝码。如果能够令伊朗的能源全部流向东方，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结果。虽然不可以出兵保卫伊朗，但是在提供先进武器给伊朗上面，似乎比中国更有能力。
堂堂背我随余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清】王夫之
四十一
另外美国希望打击的是伊朗的汽油进口和原油出口。 也许你会惊奇，伊朗在美国数十年的经济制裁下，其本国的石油提炼能力因为设备老化，缺乏配件，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汽油需求，而要从国际市场每天买大约7百万加仑， 占伊朗消费量的40%。本来这些汽油通常从欧洲进口，但由于美国的制裁，伊朗不得不转入亚洲市场，从新加坡入口，通过支付欧元现金而逃避美国的制裁。同时，伊朗支付了中国的中石化公司22亿欧元将伊朗的两大炼油厂生产量提高三倍，并试图开发天然气液化来彻底解决燃油的进口问题。
伊朗政府也试图提高汽油价格，但是在愤怒的年轻车主阶层抗议之后，不得不作罢。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对抗会是一场持久战，如何做到汽油的自给自足是保持国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国的当前策略，是如何使伊朗难以从亚洲进口汽油。
在美国犹太人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国会由纽约的民主党议员爱克曼和印第安纳的共和党议员彭斯刚刚提出在2007年的制裁伊朗法案中，增加条款，禁止世界任何国家向伊朗出售汽油，并惩罚任何在伊朗能源工业投资的国家。
很明显，在伊朗能源上投资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尤其是中石化的最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当时美国就暗示可能会以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理由，而对其制裁。而中国就暗示，以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来作为报复而打击美国已经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
在伊朗的石油市场上，除了中国，就是日本。本来日本曾经非常配合美国的政策，从伊朗撤出了投资，但是发现美国保证的从伊拉克替代的石油未能兑现，使日本的能源来源陷入困境，因此对美国的制裁不再热心，而且日本从伊朗买入的石油，全部用日元计价，而美国财政部几乎没有对日本施加压力，可能也是日本没有其他选择。
印度同样对美国的制裁三心二意。本来印度计划从伊朗经过巴基斯坦的油气管道，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泡汤。加上中国在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朗的核子计划作出不利于布什政府的评估后，立即签订的合同，都令印度人耿耿于怀，认为盲目跟着美国走，就是自取其辱。
当然美国的目的也许并不是彻底打垮伊朗的经济，而是令伊朗人的日子艰苦，而不得不接受美国苛刻的谈判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造成危机，而导致伊朗自己内部的政策争吵，从而给予美国可乘之机。对待中国和伊朗的经贸关系，美国根本不敢用贸易战的威胁来要挟中国，一个可能性的方案就是告诉中国，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中国的不配合），剩下的选择就是不得不进行战争，而那可不是你中国想看到的局面吧！
另一个角度就是最近由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卡泊林（这位作者正是2005年关于台海中美大战的放风者，通常代表美国国防部的一些势力的观点）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一些见解。他提出新疆和西藏的情形和台湾不同，牵涉中国人（汉人）的民族感情，所以美国在操作这些问题时，要比较小心，不能得罪了所有的中国人，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最好是和中国人面对面沟通，比如布什总统不应该学那些欧洲的“小”国（大概指法国之流的不入流国家）去抵制奥运会，而应该和中国人协商，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换取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估计如伊朗，缅甸和苏丹等）支持美国的行动。
四十二
而美国在伊拉克艰辛的经营了5年，终于有机会在纸面上对伊拉克石油进行分赃。估计这个月，西方的5大石油公司美国的埃克森，雪佛龙，英国的英油，英荷的壳牌，加上法国的托托（也许这是为什么法国新总统沙科奇让人觉得比布什还布什的原因），终于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一个私相授予的开发合同，而不是石油界通常进行的公开拍卖，以出价者高赢得合同的惯例。经过了在伊拉克政府石油部工作的石油专家们的评估，这些来自于以上公司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把合同给予这5家公司，是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最好的选择。
这个合同是在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28个永久使用权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用兵抢回石油输出港巴士拉之后，才有可能签署。如果美国可以保证石油公司员工的安全，和石油输出管道的畅通，至少可以部分的解决日本的石油短缺问题，使美国可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当然和当初的原定计划不同的是，美国的人民是无法追回这些年在伊拉克用兵的军费，直接的收益者当然是这5大石油公司。唯一的变数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甚至由伊朗特种部队假扮的什叶派民兵）会不会让这个计划得逞，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
这就令人不禁想问，到底伊朗一仗会不会在布什离任之前开打？笔者的估计是机率不大。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伊朗的核子计划距离核武化尚有一段时间，而美国对伊朗的空中打击，并不能完全将这个计划摧毁，而面对伊朗可能无休无止的报复，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针对以色列的反击，都会令美国好不容易叼到嘴里的肥肉，又增加变数。而且，美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占领伊朗，如果不能靠自己的地面部队的话，就不能排除希望扶持亲美的伊朗政府，而这两个选择似乎在目前的情况下，都不太现实。但是，如果美国可以将战争的危机刺激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个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可能会以强势的谈判地位，和伊朗暂时消除敌意，而换取伊朗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霸权予以承认，而不会挑战美国在伊拉克的大肥肉利益，然后在将来再找机会颠覆伊朗。
当然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上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但是在把法国拉进分赃团队里，就保证了欧盟的英法两国知道在哪边站队，不会再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说三道四。
那么伊朗肯不肯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白白的放弃，把好不容易吃到口里的伊拉克再吐出来，也是一个考验。现在伊朗的对策是，一方面竭力争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希望借俄国和中国的力量来应付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个相似于欧盟的亚盟出现，能够让伊朗的未来完全与西方和欧美脱节，而成为亚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来带动伊朗的经济起飞。
当然最佳的选择就是，伊朗能够和中国和俄国建立起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同盟，能够为伊朗在获得核子武器之前，提供安全保障，而使伊朗成为亚洲经济圈的一个边界防守力量。其实伊朗在这方面一直很积极，而俄国也因为北约的步步紧逼而愿意合作，反而是中国似乎不愿出头，觉得自己力量还是太弱，无法担负起保卫伊朗的责任。
从俄国的角度而言，如果欧洲可以从伊拉克取油取气，当然会虚弱其对欧洲的能源武器的威胁砝码。如果能够令伊朗的能源全部流向东方，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结果。虽然不可以出兵保卫伊朗，但是在提供先进武器给伊朗上面，似乎比中国更有能力。
2008年6月22日星期日
大国游戏（之二十）
三十九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主要是利用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美元的特殊地位，破坏国际经济游戏规则，逼迫世界各国的银行和企业，牺牲经济利益来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
本来一个合法的制裁，来自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是很明显的是，由于中国和俄国在制裁伊朗的程度问题上，和美国具有很大的差距，最后各方争论，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自然和美国的期望差距太远。于是美国通常会进行自己的一套更为严厉的制裁计划，希望通过在世界金融体系里的主导地位，将国际公权力变成一己的私器而为所欲为，不惜以摧毁这个美国国运所依的世界经济体系。
为防止国际犯罪集团利用世界金融体系进行跨国度的经济犯罪，包括如走私和贩毒等等，美国财政部被授予了可以对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各国企业，尤其是参与洗黑钱的银行调查的权利，并根据调查的结果而宣布制裁，其中包括将犯法的银行赶出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任何和疑犯有经济瓜葛的银行都会被列入制裁的黑名单上，通常会迫使其他银行因为不想失去利润丰厚的美元生意，而自动断绝和美国财政部想要打击的对象。
可想而知，在911后的新国际形势下，在美国国会很快就通过了由参议员，上次代表民主党参选的克里提议的法案，利用美国财政部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特权，打击恐怖组织的金融活动。本来，这个改变也不是太过分，但是美国政府里的聪明人士，马上就想到了用这个手段来到达军事上无法做到的外交目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但是美国最后在企图用澳门置业银行，杀鸡给猴看，而迫使中国银行等切断与朝鲜的经济联系，最终到达彻底搞垮朝鲜的目的没能达到，却把朝鲜逼得实验了原子弹，让美国的东亚外交陷入危机。
美国两党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玩法的危险性，如法炮制来对付伊朗。领导这一行动的是美国财政部的恐怖主义金融情报办公室（OTFI， Office of Terrorism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主任赖维，其主要任务就是走遍世界上任何一个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利用一切方法，包括威胁，使这些国家断绝与伊朗联系，而达到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的目的。
俗话说，一条铁链的强度就是在其最弱的一环上。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最弱的一环当然就是在中国。而美国能依靠的主要力量，还是其心不甘，情不愿的欧洲盟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伊朗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德国。德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大国，光一年就向伊朗出口价值55亿美元的产品。当然很多厂商不愿意德国做出超过联合国法案要求的制裁，而和自己的钱包结仇，而德国各级政府也要考虑减少出口而带来的工作职位的损失。德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加上其极度亲美的首相梅克尔，最后决定与美国合作，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不过德国人也向美国人表达了其内心的忧虑： 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同心合力，有人乘机在其中抢占德国让出的伊朗市场，那就会使制裁达不到效果不说，而且把制裁伊朗变成了制裁自己。
德国人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德国参加制裁行动后，中国就轻易的变成了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拿走了德国自己空出的市场。伊朗的石油也主要出口到亚洲的中国和日本，而美国最想打击的伊朗经济环节----外资对伊朗能源工业的投资，也是由中国为主和各亚洲国家跟进的局面。
四十
当然德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没有试图抗拒美国的要求。德国人先表示理解美国对制裁的坚持，因为美国和伊朗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联系，而德国就不应该做得比联合国要求的更多。不过，美国不会接受“不”的答案，尤其是仍然有美国驻军的德国。美国人的回答是，难道你德国政府坚持支持恐怖分子吗？难道你会继续让伊朗人发展其核子工业，对犹太人进行“再”一次大屠杀吗？
等到犹太人这张牌打出来，德国人就不敢再多嘴了。于是德国政府乖乖地将政府的出口保证信用取消，使出口伊朗的德国企业没有了政府的收款保证。然后，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绕过德国政府，亲自上门，一家一家的敲开任何和伊朗有关系的企业，把一封封美国财政部金融制裁的恐吓信递交进去，大约在2007中，终于把德国对伊朗的出口打了下来。
德国人所能做的就是马上把其他的犯法者指出来。德国媒体大幅度报道了法国企业如标致，雷诺和托托等大企业继续在伊朗运作。德国外交部还发表了美国的企业如微软，卡塔皮勒，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都以杜拜分公司的名义，在伊朗运作，而不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当然，最有力的说明，就是在德国对伊朗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中国的出口却是大幅度上升。如果美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德国人就会大喊不公平。
那么美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上次朝鲜制裁的丢脸还没有解决，这次似乎应该有不同的方法。本来美国的原先考虑是，利用欧洲的银行对中国同业施加压力，对中国的几大银行说，如果你不停止和伊朗人做生意，我们就会被美国财政部制裁和你做生意，你觉得伊朗那一点生意值得我们之间的大生意吗？计划得不错，但欧洲的银行没有人愿意出这个头。于是美国财政部绕过中国政府，偷偷地威胁会在这些中国银行的美国业务中下绊马索，让这些银行自己考虑考虑。
美国主要想打击伊朗利用信用（Line of Credit）的生意方式。由于美元为基础的企业信用最终要在美国联储局的纽约分行结算，美国就可以很容易知道，哪家国际银行在为伊朗企业提供信用，就可以威胁这些银行使它们的美元生意受到打击。结果，中国的银行也不想得罪美国人而影响自己的生意，就减少了对伊朗企业的信用提供，结果导致伊朗不得不派出代表到中国去协商，可不可以建立一个中国-伊朗银行，专门用来结算两国之间的贸易。对这个提议，中国没有采纳，因为还是不想与美国彻底撕开脸面。于是中国的企业和伊朗的企业，就采取了三个暗渡陈仓的方法：一是退出美元系统，采取欧元结算的方法，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在纽约结算；二是采取欧洲比利时的斯维福特（Swift）系统，用电汇转账的方式；三是伊朗的企业采取在杜拜成立假公司的做法，以中国和阿联酋的贸易来代替中国和伊朗的贸易。
很快欧洲的其他想和伊朗做生意的公司也换成了欧元，而逃避美国财政部的追杀。而美国对欧元的结算并没有法律上的管辖权，必须通过欧盟的所有国家的法律修改，才可以做到，可想而知其难度之大。另外美国完全无法知道，到底谁在“犯法”，所以没法进行制裁。而对保密至上的斯威夫特系统，如果一旦必须向美国政府提供客户信息，这个系统就无法在运行下去，所有欧洲国家会在这上面同美国决一死战，并指控美国只不过借伊朗的名义，而打击非美国的金融组织，为美国的金融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条件。
剩下的招数只能是对阿联酋施加压力，要其禁止伊朗企业在杜拜开公司。果然阿联酋通过了一条这样的法律，但是美国人又没办法去核实到底这个法律施行得如何，最后还是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唯利是图的商人总是可以发现自己的锦囊妙计。
而美国人的制裁越多，到最后就发现世界上越来越少人用美元，而美国为此将来与许会付沉重的代价。
2008年6月20日星期五
大国游戏（之十八）
三十五
美国和沙特关系改善不光是沙特在911中的干系不再被美国追究，而且美国也不再在沙特等国鼓励民主革命。当然，由于美国对伊拉克的逊尼派民兵改为扶持政策，与美国打打杀杀几年的外国战士们（超过一半是沙特公民），也就很方便的不被西方媒体所提起。
而且美国还答应出售200亿美元价值的高科技武器给沙特，以应付伊朗的军事挑战。而以色列人对这个军售的风险还是洞若观火，因为他们害怕逊尼派极端分子已经渗透进沙特的陆军和空军，结果还没有和伊朗人开打前，已经先冲着以色列人开火。有以色列的情报说，曾有阿凯达分子坦承他们已经可以控制数架沙特空军的F-15战机，可以随时发起对特拉维的恐怖袭击。而在头一批供应沙特的军火中，大约有9百个改装袋，可以把常规的炸弹改装成激光制导炸弹或者卫星定位系统导航的智能弹（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s (JDAM)）。
以色列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但其主要目的是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保持布什总统不会改变任何巴以和平协定都不会以以色列退回1967年中东战争分界线的承诺。而沙特所倡导的和平计划的核心就是回到那个边界。而今美国同沙特走得如此亲近，不免令以色列担忧其基本利益会受到牺牲。
另外，美国政府同意出售和帮助沙特发展自己的核子计划，以换取沙特同过巴基斯坦获得核子技术。这个决定同样引起了美国国会的疑虑。因为很多美国政界中的亲犹太人势力觉得沙特还没有完全证明是自己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纽约州参议员舒默甚至指责在国际油价高涨的时候，沙特没有帮助美国朋友过关。在今年5月，舒默更扬言要在国会通过法案阻止对沙特的军售，除非沙特可以增加石油生产量每天一百万桶，令美国的汽油价格可以下降50-75分钱。只不过布什对沙特的访问和对石油增产的请求，被沙特国王轻轻松松的一句话给拒绝了。沙特国王告诉布什总统，他的国家已经是全力在开采石油，已经没有任何的多余生产能力了。
这还算是客气的。对英国人，沙特人就没有这么礼貌了。在1989年，沙特从英国购买了价值4百30亿英镑的军火，但在911事件后和美军入侵阿富汗后，经手这次采购的沙特王子班达苏丹被英国内部线人爆料，从英国军火商BAE收取了10亿英镑的回扣。班达王子本人出使美国超过二十多年，和布什和钱尼的家庭关系极为密切，但就在911事件后，被纽约市长朱尼安尼拒绝了为死难者的捐款。现在班达王子在父亲成了王储之后，更上一层楼，出任沙特王国的国家安全会主席。那么班达自己也富甲天下，有什么必要贪污呢？据对沙特王室财政运作熟悉的人士，班达自己的账户，沙特驻美国使馆的账户，和沙特王室在美国的账户，从来都不分。看起来当初这笔黑钱的目的似乎是有其他不可告人，也不能公开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就成了911事件后，有心人特别想爆出来的动机。但在2006年底，有就是美国和沙特开始重修旧好的时候，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对这件贪污案的调查，因为调查下去，有损于英国国家利益。对这个宣布，英国政界当然有人不满，尤其是在野党政客趁机攻击执政党在这个案件里的个人利益。欧洲经合会也对此不满，决定开始自己的调查。而沙特对英国的回应是，如果英国人在这件事上继续咬住不放，就会影响沙特与英国在反恐战争上的合作，考虑到大部分国家恐怖分子都是来源于沙特阿拉伯，如果没有了沙特政府的合作，就等着伦敦被人多炸一次吧！
英国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得罪沙特阿拉伯的风险实在太大。连纽约被撞得稀巴烂的美国政府都当没事了，而且美国媒体都不愿意踩这趟浑水，英国没什么必要在纠缠下去，只是要求看紧来自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默哈加丁，不要访问英国。
三十六
沙特对中东和自身的安全考虑大概有以下几条思路：
1. 整个中东成为非核区。但是这个选择不可能，因为以色列不干，自然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同意。
2. 那么，沙特就必须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自己发展核武，或者由核大国提供保护伞。
3. 本来，这个核大国就是美国。但是，因为911事件后，美国内部有人对沙特不满，光靠与美国政府现在的官员的私人关系，似乎不是上上之选。
4. 而一个可以信赖的核大国，比如巴基斯坦，就更有吸引力。巴基斯坦同为穆斯林，而且还是逊尼派，国家又不是太富，沙特的资金就更有挥洒的空间。
所以说沙特肯定不会走回对美关系一边倒的结果，而在美以联合对付伊朗的行动中，沙特更会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火中取栗的姿势，希望能够让犹太人和波斯人两败俱伤。而美国的应对就包括一方面答应帮助沙特发展自己的核工业为甜头，另一方面又在巴基斯坦利用北约和阿富汗军四处点火，给巴基斯坦和中国压力，来阻止巴基斯坦核力量伸进中东。
而伊拉克的原油至少有1150亿桶，目前只是因为相对稳定的库德族地区，有些北欧和土耳其的小公司在运作，使出油量到了2百万桶一天。但是收入的300-400亿美元只够伊拉克政府自己分钱，而美军大量的军费开支和重建工作，在2007年就花掉了美国3680亿，丝毫也得不到减轻，导致美国议员们在国会骂街，要求伊拉克至少自己支付重建费用。目前埃克森，雪佛兰，英油和英荷壳派等大油商还在等待局势稳定，他们就可以齐心合力地把每日出油量提到6百万桶，而在美国新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定型前，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
而美国政府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主要考虑就是如果把被伊朗抢去的优势夺回来，然后如何通过对伊朗核子计划而实施的经济制裁的炒作中，重新树立美国不可挑战的中东霸权。
美国在伊朗的经济制裁基本上是杀人一千，自伤九百。当然，由于美国本身并没有和伊朗的任何经济联系，其经济制裁是主要通过逼使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等，来到达最终目的。但是，对伊朗的制裁，就和美国这几年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一样，绕不过中国这一关。美国制裁的结果，不光是迫使伊朗退出美元经济，而且还使伊朗经济与西方经济体系的联系逐渐中断，而与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强。一旦伊朗的经济在将来完全依靠和东方的贸易而生存，将来的伊朗在政治和外交上就越难以产生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而如何产生一个亲西方和亲美的伊朗政府，本来是颜色革命的最大和最重要目标。而美国的经济制裁似乎产生的是一个反效果，使伊朗的强硬派的地位越来越稳。
美国和沙特关系改善不光是沙特在911中的干系不再被美国追究，而且美国也不再在沙特等国鼓励民主革命。当然，由于美国对伊拉克的逊尼派民兵改为扶持政策，与美国打打杀杀几年的外国战士们（超过一半是沙特公民），也就很方便的不被西方媒体所提起。
而且美国还答应出售200亿美元价值的高科技武器给沙特，以应付伊朗的军事挑战。而以色列人对这个军售的风险还是洞若观火，因为他们害怕逊尼派极端分子已经渗透进沙特的陆军和空军，结果还没有和伊朗人开打前，已经先冲着以色列人开火。有以色列的情报说，曾有阿凯达分子坦承他们已经可以控制数架沙特空军的F-15战机，可以随时发起对特拉维的恐怖袭击。而在头一批供应沙特的军火中，大约有9百个改装袋，可以把常规的炸弹改装成激光制导炸弹或者卫星定位系统导航的智能弹（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s (JDAM)）。
以色列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但其主要目的是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保持布什总统不会改变任何巴以和平协定都不会以以色列退回1967年中东战争分界线的承诺。而沙特所倡导的和平计划的核心就是回到那个边界。而今美国同沙特走得如此亲近，不免令以色列担忧其基本利益会受到牺牲。
另外，美国政府同意出售和帮助沙特发展自己的核子计划，以换取沙特同过巴基斯坦获得核子技术。这个决定同样引起了美国国会的疑虑。因为很多美国政界中的亲犹太人势力觉得沙特还没有完全证明是自己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纽约州参议员舒默甚至指责在国际油价高涨的时候，沙特没有帮助美国朋友过关。在今年5月，舒默更扬言要在国会通过法案阻止对沙特的军售，除非沙特可以增加石油生产量每天一百万桶，令美国的汽油价格可以下降50-75分钱。只不过布什对沙特的访问和对石油增产的请求，被沙特国王轻轻松松的一句话给拒绝了。沙特国王告诉布什总统，他的国家已经是全力在开采石油，已经没有任何的多余生产能力了。
这还算是客气的。对英国人，沙特人就没有这么礼貌了。在1989年，沙特从英国购买了价值4百30亿英镑的军火，但在911事件后和美军入侵阿富汗后，经手这次采购的沙特王子班达苏丹被英国内部线人爆料，从英国军火商BAE收取了10亿英镑的回扣。班达王子本人出使美国超过二十多年，和布什和钱尼的家庭关系极为密切，但就在911事件后，被纽约市长朱尼安尼拒绝了为死难者的捐款。现在班达王子在父亲成了王储之后，更上一层楼，出任沙特王国的国家安全会主席。那么班达自己也富甲天下，有什么必要贪污呢？据对沙特王室财政运作熟悉的人士，班达自己的账户，沙特驻美国使馆的账户，和沙特王室在美国的账户，从来都不分。看起来当初这笔黑钱的目的似乎是有其他不可告人，也不能公开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就成了911事件后，有心人特别想爆出来的动机。但在2006年底，有就是美国和沙特开始重修旧好的时候，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对这件贪污案的调查，因为调查下去，有损于英国国家利益。对这个宣布，英国政界当然有人不满，尤其是在野党政客趁机攻击执政党在这个案件里的个人利益。欧洲经合会也对此不满，决定开始自己的调查。而沙特对英国的回应是，如果英国人在这件事上继续咬住不放，就会影响沙特与英国在反恐战争上的合作，考虑到大部分国家恐怖分子都是来源于沙特阿拉伯，如果没有了沙特政府的合作，就等着伦敦被人多炸一次吧！
英国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得罪沙特阿拉伯的风险实在太大。连纽约被撞得稀巴烂的美国政府都当没事了，而且美国媒体都不愿意踩这趟浑水，英国没什么必要在纠缠下去，只是要求看紧来自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默哈加丁，不要访问英国。
三十六
沙特对中东和自身的安全考虑大概有以下几条思路：
1. 整个中东成为非核区。但是这个选择不可能，因为以色列不干，自然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同意。
2. 那么，沙特就必须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自己发展核武，或者由核大国提供保护伞。
3. 本来，这个核大国就是美国。但是，因为911事件后，美国内部有人对沙特不满，光靠与美国政府现在的官员的私人关系，似乎不是上上之选。
4. 而一个可以信赖的核大国，比如巴基斯坦，就更有吸引力。巴基斯坦同为穆斯林，而且还是逊尼派，国家又不是太富，沙特的资金就更有挥洒的空间。
所以说沙特肯定不会走回对美关系一边倒的结果，而在美以联合对付伊朗的行动中，沙特更会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火中取栗的姿势，希望能够让犹太人和波斯人两败俱伤。而美国的应对就包括一方面答应帮助沙特发展自己的核工业为甜头，另一方面又在巴基斯坦利用北约和阿富汗军四处点火，给巴基斯坦和中国压力，来阻止巴基斯坦核力量伸进中东。
而伊拉克的原油至少有1150亿桶，目前只是因为相对稳定的库德族地区，有些北欧和土耳其的小公司在运作，使出油量到了2百万桶一天。但是收入的300-400亿美元只够伊拉克政府自己分钱，而美军大量的军费开支和重建工作，在2007年就花掉了美国3680亿，丝毫也得不到减轻，导致美国议员们在国会骂街，要求伊拉克至少自己支付重建费用。目前埃克森，雪佛兰，英油和英荷壳派等大油商还在等待局势稳定，他们就可以齐心合力地把每日出油量提到6百万桶，而在美国新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定型前，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
而美国政府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主要考虑就是如果把被伊朗抢去的优势夺回来，然后如何通过对伊朗核子计划而实施的经济制裁的炒作中，重新树立美国不可挑战的中东霸权。
美国在伊朗的经济制裁基本上是杀人一千，自伤九百。当然，由于美国本身并没有和伊朗的任何经济联系，其经济制裁是主要通过逼使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等，来到达最终目的。但是，对伊朗的制裁，就和美国这几年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一样，绕不过中国这一关。美国制裁的结果，不光是迫使伊朗退出美元经济，而且还使伊朗经济与西方经济体系的联系逐渐中断，而与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强。一旦伊朗的经济在将来完全依靠和东方的贸易而生存，将来的伊朗在政治和外交上就越难以产生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而如何产生一个亲西方和亲美的伊朗政府，本来是颜色革命的最大和最重要目标。而美国的经济制裁似乎产生的是一个反效果，使伊朗的强硬派的地位越来越稳。
大国游戏（之十九）
三十七
要了解今天的美国和伊朗的仇恨，就要从美国中情局在1953年发动政变推翻伊朗民选政府说起。
当初，伊朗独立后，民族主义 情绪高涨，当时的民选政府不得不考虑将伊朗石油国有化，或至少在英国拥有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里分多一点。而这之前，伊朗政府每次对英国肆无忌惮的掠夺稍有不满时，英国都会运用军队而推翻不满政府而扶持傀儡政府。而在1950年，虽然英国在伊朗仍然有很多亲英势力，当在大使馆的政变计划被伊朗政府发现，导致所有英国的外交官（也可以说是间谍）被伊朗全部驱逐出境。
被赶出去的英国佬，当然非常恼火，先是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禁运，造成伊朗经济的重大损失。但是当选的摩沙德政府，不肯将石油工业重新交还给英国，而只愿意就英国应该享有的分红进行谈判。于是英国首相邱吉尔决定出兵攻打伊朗，但是可惜时世变迁，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老大，所以邱吉尔就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请示，可不可以让英国出兵伊朗。如果美国不肯，可不可以由美国政府利用其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出头，然后让英国在伊朗的势力配合，搞一场政变。
当时杜鲁门一口拒绝了英国佬的提议。当时的美国还想拉拢新独立的世界各国，意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新次序，当然要同臭名昭著的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所以一直等到好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邱吉尔的这个提议才得到实施。当初的领军人物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小罗斯福，时在美国中情局中东分局任职。接受政变的任务后，小罗斯福以假身份证偷渡进伊朗，在由英国情报局地下组织租用的地方藏身，开始组织政变行动。
而其中小罗斯福差点不慎暴露了自己是名门之后。他时常去土耳其大使馆的网球场打球并接触联络关系。有一次，一个球没有大好，他脱口而出：“啊，罗斯福！”结果打球的同伴们问他怎么会有这么怪的感叹方法，他只好编个谎话说他是个很忠诚的共和党员，在他长大的共和党地方支部，因为大家很恨罗斯福总统，所以人人都这样讲粗口。
结果在美国大使馆的主导下，小罗斯福利用了伊朗的亲英势力终于把伊朗的民选政府推翻了，而扶持了巴列维的国王体制作为美国的傀儡。当然，由于美国的出力，英国无法再独自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于是进行了改组，变成了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atrol， 简称BP），并容许其他8家西方石油公司分赃。
这个成功的政变，对世界历史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是经过这次政变，让美国找到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去推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政府，而中央情报局就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中心。结果在第二年就发动了危地马拉政变，然后介入了几乎每一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政变。在中国，美国中情局也很快成了达赖喇嘛的老板，从印度和尼泊尔指导在中国的颠覆活动，一直到尼克松访华。而在1990年后，由于中情局的恶名远扬，其颠覆他国政权的专家们逐渐改变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为美国的地缘和经济利益，大兴颜色革命。据法国电视台的“颜色革命”纪录片的披露，仅在前苏联的加盟国，这些“非政府”组织就投资超过了一亿美金用于中情局革命。
三十八
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这个政变，造成了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并带动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思潮和今天伊斯兰世界针对西方的极端恐怖活动。
本来穆斯林世界在近现代积弱，和中国，印度等等古老文明国家一样，是在西方通过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军事暴力下，被摧残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尤其是在缺乏基本人性的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兽性面前，迫使很多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开始思考改革之道。其中不乏很多人接受了西方即是文明的广告台词，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放弃民族传统，改变自身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就会变成一个被西方人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国家。所以除了早先中国义和拳运动之类的以卵击石的仇外运动的话，很多人以为只要按照西方的方式运行，那么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就可以得到保证。
但是，当伊朗摩沙德政府这批完全由西方教育出来，对西方体制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服口服的政府官员们，被西方打下十八层地狱，而被认为是造成伊朗积弱而已被推翻的国王制度被西方重新树立，失望和愤怒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回到他们本民族的传统，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就取得了人民的强烈支持。
1979年的伊朗革命给美国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当然，所有的美国媒体都会一致攻击革命者抓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外交官为人质是一种无耻和野蛮的做法，而不会有人出来教育美国无知的民众，正是这些文明的外交官曾经在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政变和推翻民选政府。美国随后进行了又特种部队进行冒险救援的军事行动，又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只好靠在两伊战争中，偷偷给伊朗武器才把人质换了出来。
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自然有不少感慨。其中一点就是为什么在伊朗当时有那么强大的亲英力量，可以强大到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力量。伊朗人对英国人的狠毒是非常明白的，有一句伊朗谚语说，假如你走在路上，被一块石头跘到，那块石头一定是英国人放的。但在英国的长期统治下，手段高明的英国人已经培养出一批伊朗的“英国”人，一旦需要为英国利益而动作，他们就响应而起，尤其是言论自由下的英文报纸里，充满了英国的情报人员，通过媒体散布谣言，比如说伊朗总理摩沙德是同性恋等等，在伊朗制造危机。
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在印度出现。印度在1950年独立后，尼赫鲁为首的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不结盟运动而确立印度的国际地位，而印度的精英“英国“人就利用其力量，大举攻击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强烈要求印度参加其宗主国英国的北约，为印度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当然中国在收回香港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好在中国政府曾经有过在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俄国势力太大的教训，和这之后不断清楚俄国影响的经验，在香港的处理上，亏吃得要小一些。另一个因素，就是英国的势力今非昔比，中国也不如印度和伊朗那么好欺负，经过了基本法解释权一役，英国就不再敢乱来。本来以英国人掌控的香港法院（最高法官中九占其四，上诉法官中21占11，还不包含香港“英国”人）企图以法律至上的名义，抢夺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并以此限制中国掌控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被中国法理上由中国人大的权威而击退。
有意思的是，伊朗和印度两国都用了二十余年时间把亲英势力彻底清除，而中国在1997年后，开展了中学为主的国家意识教育，在二十年后的2017年才开始放开选举，无疑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这样的话，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另一方面香港的亲英人士们大概已经廉颇老矣，再香的政治饭，已经吃不下去了。
要了解今天的美国和伊朗的仇恨，就要从美国中情局在1953年发动政变推翻伊朗民选政府说起。
当初，伊朗独立后，民族主义 情绪高涨，当时的民选政府不得不考虑将伊朗石油国有化，或至少在英国拥有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里分多一点。而这之前，伊朗政府每次对英国肆无忌惮的掠夺稍有不满时，英国都会运用军队而推翻不满政府而扶持傀儡政府。而在1950年，虽然英国在伊朗仍然有很多亲英势力，当在大使馆的政变计划被伊朗政府发现，导致所有英国的外交官（也可以说是间谍）被伊朗全部驱逐出境。
被赶出去的英国佬，当然非常恼火，先是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禁运，造成伊朗经济的重大损失。但是当选的摩沙德政府，不肯将石油工业重新交还给英国，而只愿意就英国应该享有的分红进行谈判。于是英国首相邱吉尔决定出兵攻打伊朗，但是可惜时世变迁，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老大，所以邱吉尔就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请示，可不可以让英国出兵伊朗。如果美国不肯，可不可以由美国政府利用其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出头，然后让英国在伊朗的势力配合，搞一场政变。
当时杜鲁门一口拒绝了英国佬的提议。当时的美国还想拉拢新独立的世界各国，意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新次序，当然要同臭名昭著的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所以一直等到好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邱吉尔的这个提议才得到实施。当初的领军人物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小罗斯福，时在美国中情局中东分局任职。接受政变的任务后，小罗斯福以假身份证偷渡进伊朗，在由英国情报局地下组织租用的地方藏身，开始组织政变行动。
而其中小罗斯福差点不慎暴露了自己是名门之后。他时常去土耳其大使馆的网球场打球并接触联络关系。有一次，一个球没有大好，他脱口而出：“啊，罗斯福！”结果打球的同伴们问他怎么会有这么怪的感叹方法，他只好编个谎话说他是个很忠诚的共和党员，在他长大的共和党地方支部，因为大家很恨罗斯福总统，所以人人都这样讲粗口。
结果在美国大使馆的主导下，小罗斯福利用了伊朗的亲英势力终于把伊朗的民选政府推翻了，而扶持了巴列维的国王体制作为美国的傀儡。当然，由于美国的出力，英国无法再独自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于是进行了改组，变成了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atrol， 简称BP），并容许其他8家西方石油公司分赃。
这个成功的政变，对世界历史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是经过这次政变，让美国找到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去推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政府，而中央情报局就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中心。结果在第二年就发动了危地马拉政变，然后介入了几乎每一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政变。在中国，美国中情局也很快成了达赖喇嘛的老板，从印度和尼泊尔指导在中国的颠覆活动，一直到尼克松访华。而在1990年后，由于中情局的恶名远扬，其颠覆他国政权的专家们逐渐改变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为美国的地缘和经济利益，大兴颜色革命。据法国电视台的“颜色革命”纪录片的披露，仅在前苏联的加盟国，这些“非政府”组织就投资超过了一亿美金用于中情局革命。
三十八
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这个政变，造成了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并带动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思潮和今天伊斯兰世界针对西方的极端恐怖活动。
本来穆斯林世界在近现代积弱，和中国，印度等等古老文明国家一样，是在西方通过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军事暴力下，被摧残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尤其是在缺乏基本人性的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兽性面前，迫使很多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开始思考改革之道。其中不乏很多人接受了西方即是文明的广告台词，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放弃民族传统，改变自身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就会变成一个被西方人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国家。所以除了早先中国义和拳运动之类的以卵击石的仇外运动的话，很多人以为只要按照西方的方式运行，那么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就可以得到保证。
但是，当伊朗摩沙德政府这批完全由西方教育出来，对西方体制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服口服的政府官员们，被西方打下十八层地狱，而被认为是造成伊朗积弱而已被推翻的国王制度被西方重新树立，失望和愤怒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回到他们本民族的传统，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就取得了人民的强烈支持。
1979年的伊朗革命给美国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当然，所有的美国媒体都会一致攻击革命者抓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外交官为人质是一种无耻和野蛮的做法，而不会有人出来教育美国无知的民众，正是这些文明的外交官曾经在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政变和推翻民选政府。美国随后进行了又特种部队进行冒险救援的军事行动，又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只好靠在两伊战争中，偷偷给伊朗武器才把人质换了出来。
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自然有不少感慨。其中一点就是为什么在伊朗当时有那么强大的亲英力量，可以强大到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力量。伊朗人对英国人的狠毒是非常明白的，有一句伊朗谚语说，假如你走在路上，被一块石头跘到，那块石头一定是英国人放的。但在英国的长期统治下，手段高明的英国人已经培养出一批伊朗的“英国”人，一旦需要为英国利益而动作，他们就响应而起，尤其是言论自由下的英文报纸里，充满了英国的情报人员，通过媒体散布谣言，比如说伊朗总理摩沙德是同性恋等等，在伊朗制造危机。
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在印度出现。印度在1950年独立后，尼赫鲁为首的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不结盟运动而确立印度的国际地位，而印度的精英“英国“人就利用其力量，大举攻击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强烈要求印度参加其宗主国英国的北约，为印度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当然中国在收回香港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好在中国政府曾经有过在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俄国势力太大的教训，和这之后不断清楚俄国影响的经验，在香港的处理上，亏吃得要小一些。另一个因素，就是英国的势力今非昔比，中国也不如印度和伊朗那么好欺负，经过了基本法解释权一役，英国就不再敢乱来。本来以英国人掌控的香港法院（最高法官中九占其四，上诉法官中21占11，还不包含香港“英国”人）企图以法律至上的名义，抢夺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并以此限制中国掌控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被中国法理上由中国人大的权威而击退。
有意思的是，伊朗和印度两国都用了二十余年时间把亲英势力彻底清除，而中国在1997年后，开展了中学为主的国家意识教育，在二十年后的2017年才开始放开选举，无疑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这样的话，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另一方面香港的亲英人士们大概已经廉颇老矣，再香的政治饭，已经吃不下去了。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
大国游戏（之十七）
三十三
如果美国人可以集中兵力，控制住自己专用的油源，然后利用一个5到10年的过度期，象中国一样，快速的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和汽车文化，大幅度的建立起以高速列车为主干的公共运输和交通系统，然后利用自己仍然具有的技术和研发优势，与其他的世界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日本，欧洲和印度合作，大力开发再生和替代能源，使美国人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汽车和高速公路，就会彻底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这样通过美国自身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湾的资源，美国就不会受制于人。
最忌讳的事情是如果美国用军事力量把油价打下去后，美国人民又认为日子恢复正常，又开始过鸵鸟把头埋进沙里的日子，等着下一个能源危机的来临。正如依赖海外石油的危机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比今天还要厉害，但也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下，快速的基础建设转型也是一个难题。各种利益集团的角力和争斗，国会的院外游说集团，环境保护分子的干扰，繁复的法律程序和司法上的攻防阵地战，都会使这一过程看不到头。相对于中国的快速基建能力，美国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劣势。
比如说，在环保法律上，中国一个法令禁止使用超薄的塑胶袋就会一年减少87万桶原油用量。虽然所有的法令都有一个执行的问题，而许多超级市场可能会完全蔑视这些法令，但由于此法一出，薄塑胶袋的生产商已经被迫开始转型做其他行业，可以想象很快薄塑胶袋的存货就会用光，而不再见于市面。而在美国由于制度的问题和游说集团的强大，美国无法通过一个联邦的法令，只能够靠各市政府自己来立法。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就是首个通过这个同样立法的城市，而全美国也有很多城市想跟进。但是，这些城市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塑胶袋生产商对他们的法律诉讼。对旧金山等大城市而言，因为财大气粗，不怕和这些生产商对薄公堂，而很多财政拮据的中小城市，就不敢惹这些制造商，而放弃了这个节省能源的环保法律。美国在汽车燃油效率和排放量的法律上，都同样处于这种困境。
美国面临的挑战一个是来源于国内政治的无聊内斗，一个是来自于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转换。在世界上，非美国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日渐强大而导致美国影响力的削弱，而美国恶质的两党内斗又使美国无能力转变自己而应付调战。
美国的政治实质恶化在于两党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争吵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课题。比如妇女有没有权利堕胎，同性恋可不可以用“结婚”这个名词等等。而在关心民生的议题上，靠穷人票源的民主党要求加税收加支出，靠富人财源的共和党要求减税收减支出，最后角力的结果就是减税收加支出，落得个皆大欢喜。那么节源开流之后，钱从哪里来呢？印多点钞票去借债，把孙子和重孙子的钱都花光。等到大家都觉得要减少支出的时候，就先开始缩减教育经费，让将来需要为这一代过奢侈生活借债和不得不还债的下一代，在与世界其他各国竞争时营养不足。
而最绝妙的一点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不需要有任何人为这些胡作非为而负责。人民做主，都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要赖只能赖你们自己。每四年的换届，又导致整个政界目光短浅，个个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中长期利益。虽然选民们理论上具有挑选厨师的能力，但是换了奥巴马师傅，不再是布什大厨，炒出来的菜还是咕唠肉和柠檬鸡。
当然美国人民自己也难脱干系，现在的经济状况是需要开源和节流。但是穷人愿不愿意勒紧本来就已经紧的裤腰带，而支持缩减福利？富人肯不肯拿多点私房钱出来，拯救国家？军火商可不可以不再操纵政府增加武器购买？一个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为中心的文化，可不可以为了整体的未来而牺牲一己的利益？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难于应付世界的新挑战，而对美国最致命的挑战，就是美元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基石的崩溃。
如果这一情形发生的话，美国不光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上的垄断地位丧失，而且其全球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会因此而轰然倒塌。
三十四
难以相信的是，美元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地位，也取决于沙特阿拉伯的态度。虽然没有明确的条约，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国际政论家相信，沙特和美国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协定，即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沙特保证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
在欧佩克内部，要求放弃美元的声音，吵得最大声的是委内瑞拉的查維斯和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早在2005年，委内瑞拉已经把主要的外币换成了一半欧元，一半人民币，并将帐号从美国银行转到了欧洲和中国，只留下了少数美元当零花钱。伊朗则大部分是欧元，但就在差不多时间，由于核子计划的争执，而把钱从欧洲银行转入到中国的香港和上海。当然，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借口不会是政治上的对抗美国，而是经济上美元象一个没有降落伞的跳伞者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降，而石油输出国没有理由将他们价值昂贵的黑金去交换一堆绿花花的废纸。
当然在欧佩克里，真正说话顶用的人是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沙特的原定计划是在2010年推出一个海湾统一货币（Unified Gulf Currency），采取与欧元挂钩，或者和一个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形式，替代今天海湾各石油输出国本身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形式。从当今发展的趋势看，一篮子货币的机会比较大。而在这个篮子里，以人民币，日元，和印度卢比等亚洲货币的比重一定会占大头。而海湾国家自身可能就可以以这个统一货币作为石油的结算货币。
要了解国际石油市场运作，必须明白今天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是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里西德州轻油期货价和英国伦敦伯令市场的北海原油期货价为基准，而这两个市场都是用美元定价。要想放弃美元和石油的挂钩关系，就需要建立非西方的石油定价和非美元的期货交易所。而通常海湾国家对亚洲的出口价是以杜拜轻油为基准，同时欧佩克自身也有一个原油参考篮子，在2005年6月15号后，包括了阿尔及利亚的沙哈拉油，印尼的米纳斯油，伊朗的重油，伊拉克的巴士拉轻油，科威特的出口油，利比亚的伊塞德油，尼日利亚的蚌尼轻油，卡塔尔的海油，沙特的阿拉伯轻油，阿联酋的姆尔班油和委内瑞拉的BCF 17油。
但是建立一个非西方的交易所是一个挑战。伊朗曾经试图开一个欧元石油期货市场，但是由于交易量太小，加上美国和欧洲的抵制，和交易所的技术挑战，并不是太成功。也许一个有效的做法，就是在香港（或新加坡，但是香港应是首选，因为中国的关系）开设一个亚洲为主的石油交易期货市场，以欧佩克的石油参考篮子作为定价标准，而以人民币作为交易的结算货币。当然现在中国也许不愿意在世界金融体系上强行出头，但是过了2010年，也许中国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
当然即使石油由美元定价，也不排除交易双方用其他货币结算，不过由于兑换率的风险，这种方法就会增加交易成本。比如说，由于美国对伊朗展开的金融和经济战争，伊朗已经完全退出了美元系统，而依赖于欧元去完成国际贸易，这就增加了其成本开支。但是如果石油输出国不再接受美元作为付款方式，即使仍然用美元定价，就会导致主要石油消费大国如中国，日本和印度，不再需要准备大量的美元储备来支付石油入口，估计大约三分一到百分之四十的美元储备就必须转换成新的结算货币，而美国联邦储备局就必须把这些多出来的美元吸收回去，其结果就是大幅度的美元贬值。而这个过程，当然对所有现在持有太多美元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太快，其影响会太大，会倾向于一个受控制和缓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经济就不会遭受象1929年大萧条那样的沉重打击，而会走一条类似日本那样二十年后仍然无法复苏的不死不活的道路。
而沙特阿拉伯是掌握美国命运的关键所在，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变暖，是从2006年11月美国副总统钱尼访问沙特为起点。而这次访问在于美国和沙特放弃前嫌，共同面对伊朗的崛起。以色列同哈兹布拉刚结束的战争结果不尽人意，也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沙特的合作。而这个合作到底会持续多长呢？
如果美国人可以集中兵力，控制住自己专用的油源，然后利用一个5到10年的过度期，象中国一样，快速的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和汽车文化，大幅度的建立起以高速列车为主干的公共运输和交通系统，然后利用自己仍然具有的技术和研发优势，与其他的世界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日本，欧洲和印度合作，大力开发再生和替代能源，使美国人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汽车和高速公路，就会彻底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这样通过美国自身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湾的资源，美国就不会受制于人。
最忌讳的事情是如果美国用军事力量把油价打下去后，美国人民又认为日子恢复正常，又开始过鸵鸟把头埋进沙里的日子，等着下一个能源危机的来临。正如依赖海外石油的危机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比今天还要厉害，但也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下，快速的基础建设转型也是一个难题。各种利益集团的角力和争斗，国会的院外游说集团，环境保护分子的干扰，繁复的法律程序和司法上的攻防阵地战，都会使这一过程看不到头。相对于中国的快速基建能力，美国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劣势。
比如说，在环保法律上，中国一个法令禁止使用超薄的塑胶袋就会一年减少87万桶原油用量。虽然所有的法令都有一个执行的问题，而许多超级市场可能会完全蔑视这些法令，但由于此法一出，薄塑胶袋的生产商已经被迫开始转型做其他行业，可以想象很快薄塑胶袋的存货就会用光，而不再见于市面。而在美国由于制度的问题和游说集团的强大，美国无法通过一个联邦的法令，只能够靠各市政府自己来立法。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就是首个通过这个同样立法的城市，而全美国也有很多城市想跟进。但是，这些城市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塑胶袋生产商对他们的法律诉讼。对旧金山等大城市而言，因为财大气粗，不怕和这些生产商对薄公堂，而很多财政拮据的中小城市，就不敢惹这些制造商，而放弃了这个节省能源的环保法律。美国在汽车燃油效率和排放量的法律上，都同样处于这种困境。
美国面临的挑战一个是来源于国内政治的无聊内斗，一个是来自于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转换。在世界上，非美国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日渐强大而导致美国影响力的削弱，而美国恶质的两党内斗又使美国无能力转变自己而应付调战。
美国的政治实质恶化在于两党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争吵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课题。比如妇女有没有权利堕胎，同性恋可不可以用“结婚”这个名词等等。而在关心民生的议题上，靠穷人票源的民主党要求加税收加支出，靠富人财源的共和党要求减税收减支出，最后角力的结果就是减税收加支出，落得个皆大欢喜。那么节源开流之后，钱从哪里来呢？印多点钞票去借债，把孙子和重孙子的钱都花光。等到大家都觉得要减少支出的时候，就先开始缩减教育经费，让将来需要为这一代过奢侈生活借债和不得不还债的下一代，在与世界其他各国竞争时营养不足。
而最绝妙的一点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不需要有任何人为这些胡作非为而负责。人民做主，都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要赖只能赖你们自己。每四年的换届，又导致整个政界目光短浅，个个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中长期利益。虽然选民们理论上具有挑选厨师的能力，但是换了奥巴马师傅，不再是布什大厨，炒出来的菜还是咕唠肉和柠檬鸡。
当然美国人民自己也难脱干系，现在的经济状况是需要开源和节流。但是穷人愿不愿意勒紧本来就已经紧的裤腰带，而支持缩减福利？富人肯不肯拿多点私房钱出来，拯救国家？军火商可不可以不再操纵政府增加武器购买？一个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为中心的文化，可不可以为了整体的未来而牺牲一己的利益？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难于应付世界的新挑战，而对美国最致命的挑战，就是美元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基石的崩溃。
如果这一情形发生的话，美国不光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上的垄断地位丧失，而且其全球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会因此而轰然倒塌。
三十四
难以相信的是，美元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地位，也取决于沙特阿拉伯的态度。虽然没有明确的条约，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国际政论家相信，沙特和美国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协定，即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沙特保证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
在欧佩克内部，要求放弃美元的声音，吵得最大声的是委内瑞拉的查維斯和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早在2005年，委内瑞拉已经把主要的外币换成了一半欧元，一半人民币，并将帐号从美国银行转到了欧洲和中国，只留下了少数美元当零花钱。伊朗则大部分是欧元，但就在差不多时间，由于核子计划的争执，而把钱从欧洲银行转入到中国的香港和上海。当然，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借口不会是政治上的对抗美国，而是经济上美元象一个没有降落伞的跳伞者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降，而石油输出国没有理由将他们价值昂贵的黑金去交换一堆绿花花的废纸。
当然在欧佩克里，真正说话顶用的人是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沙特的原定计划是在2010年推出一个海湾统一货币（Unified Gulf Currency），采取与欧元挂钩，或者和一个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形式，替代今天海湾各石油输出国本身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形式。从当今发展的趋势看，一篮子货币的机会比较大。而在这个篮子里，以人民币，日元，和印度卢比等亚洲货币的比重一定会占大头。而海湾国家自身可能就可以以这个统一货币作为石油的结算货币。
要了解国际石油市场运作，必须明白今天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是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里西德州轻油期货价和英国伦敦伯令市场的北海原油期货价为基准，而这两个市场都是用美元定价。要想放弃美元和石油的挂钩关系，就需要建立非西方的石油定价和非美元的期货交易所。而通常海湾国家对亚洲的出口价是以杜拜轻油为基准，同时欧佩克自身也有一个原油参考篮子，在2005年6月15号后，包括了阿尔及利亚的沙哈拉油，印尼的米纳斯油，伊朗的重油，伊拉克的巴士拉轻油，科威特的出口油，利比亚的伊塞德油，尼日利亚的蚌尼轻油，卡塔尔的海油，沙特的阿拉伯轻油，阿联酋的姆尔班油和委内瑞拉的BCF 17油。
但是建立一个非西方的交易所是一个挑战。伊朗曾经试图开一个欧元石油期货市场，但是由于交易量太小，加上美国和欧洲的抵制，和交易所的技术挑战，并不是太成功。也许一个有效的做法，就是在香港（或新加坡，但是香港应是首选，因为中国的关系）开设一个亚洲为主的石油交易期货市场，以欧佩克的石油参考篮子作为定价标准，而以人民币作为交易的结算货币。当然现在中国也许不愿意在世界金融体系上强行出头，但是过了2010年，也许中国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
当然即使石油由美元定价，也不排除交易双方用其他货币结算，不过由于兑换率的风险，这种方法就会增加交易成本。比如说，由于美国对伊朗展开的金融和经济战争，伊朗已经完全退出了美元系统，而依赖于欧元去完成国际贸易，这就增加了其成本开支。但是如果石油输出国不再接受美元作为付款方式，即使仍然用美元定价，就会导致主要石油消费大国如中国，日本和印度，不再需要准备大量的美元储备来支付石油入口，估计大约三分一到百分之四十的美元储备就必须转换成新的结算货币，而美国联邦储备局就必须把这些多出来的美元吸收回去，其结果就是大幅度的美元贬值。而这个过程，当然对所有现在持有太多美元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太快，其影响会太大，会倾向于一个受控制和缓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经济就不会遭受象1929年大萧条那样的沉重打击，而会走一条类似日本那样二十年后仍然无法复苏的不死不活的道路。
而沙特阿拉伯是掌握美国命运的关键所在，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变暖，是从2006年11月美国副总统钱尼访问沙特为起点。而这次访问在于美国和沙特放弃前嫌，共同面对伊朗的崛起。以色列同哈兹布拉刚结束的战争结果不尽人意，也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沙特的合作。而这个合作到底会持续多长呢？
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
大国游戏（副题之二新疆）
我在过去的评论中曾提过，美国的许多动作都是由媒体宣传战开始，然后由外围的政治势力国会议员们发难，然后才有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出手。为了配合美军入侵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在中国新疆问题上走出了第二步。
首先是在５月２２号，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布朗向１１０届国会第二次会期提出第５７４号法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参与分裂活动的热比娅的孩子和持有加拿大护照的恐怖分子玉山江，并攻击中国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迫害维吾尔族。
从这个法案上可以看出几个趋势：
１. 1. 美国试图在东突分裂势力中将热比娅树立成一个精神领袖。这在去年布什在捷克的布拉格专程接见热比娅，和瑞典国会议员提名她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都是想借用达赖喇嘛的先例，为东突分裂运动整合。
2.在玉山江的先例上，通过西方国家提供护照为东突恐怖分子提供司法保护，利用外交对中国施加压力。当然在这方面，加拿大的重量级太轻，中国可以不予理睬，但如果美国都这样做，中国可能会投鼠忌器，象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表现就不够强硬。
果然这之后，美国国会就上演了一场大戏。
６月１０号，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对人权问题作了个听证会，其中有一段对话是关于关塔纳摩监狱里，同美军在阿富汗作战而被俘的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出来为布什政府作证的是曾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律顾问，现任职美国国务院的贝林格。发问的是加州共和党议员罗拉巴赫和宾西法利亚州的共和党议员皮茨，听证会主席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德拉亨特。
贝林格： 你谈到了维吾尔的案例，我认为，罗拉巴赫先生。但是因为得不到外交上的保障（指其他西方国家接受维吾尔族恐怖分子），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案。假如替代的方案是让这些人呆在美国，我认为你的选区的选民就会责问你为什么我们让危险人物留在我们的国家。
罗拉巴赫： 好的，这个维吾尔问题。当然，我和主席先生都得出这个结论――他们不是美国的危胁。事实上，当初对他们的监禁是一个判断上的错误。
而当我们做出了判断上的错误，就应该承认，和在这个案例上就不应该把他们送回共产主义中国，因为共产主义中国的人权纪录。替代方法是承认我们的错误，允许他们呆在这里。主席和我事实上已经签署了一封信给国务院而表达这个意见。
国会议员们也提到了最近披露的关于在关塔纳摩帮助中国人审问维吾尔囚犯的准备工作。
皮茨： 我只是对这个维吾尔事件提供补充，法务部检察官报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注脚134号，里面提到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告诉检察官中国政府官员去了关塔纳摩和审问了美军拘留的维吾尔人。
他报告说在中国政府的审问官的要求下，这些人，维吾尔囚犯，先是被强迫不让睡觉，然后再低温房间里过一个夜晚和白天，然后由中国官员审讯。
这里的关键点是美国政府官员邀请了中国政府来一个美国高度限制的军事基地来审问这些维吾尔人。而正是这个中国政府恶待维吾尔人而导致他们逃出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军事基地连美国国会议员都不能进去同囚犯对话。
而且根据指控，美国军队人员被指挥去软化这些囚犯，或者你可以说，折磨了他们，使他们可以较好的被中国官员审问。
到底是谁下命令允许在美国军事基地里，由中国政府审问被他们迫害的宗教少数民族？谁做的决定？
贝林格：先生，我可以认定那是国防部，你必须去问他们。我可以说，考虑到主席的问题，我们确实关注维吾尔人的处境。
我们很早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把他们交还给中国，他们肯定会得到不公正待遇。几年前，我们甚至得出结论，他们并不是被错误的扣留—他们之所以被抓，因为他们是在阿富汗（阿凯达组织）的训练营被捉。但是我们很快就得出结论，他们不会试图和我们开战，而是会向中国人开战。
大国游戏（之十六）
第四篇
深夜忽听巴渝曲，起剔残灯酒尚温。
--【明】王叔承
三十一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失误包括其对伊拉克难民的驱赶还不够彻底。如果你了解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洲，南美洲，澳洲，新西兰，和非洲的做法，对原居民采取彻底的种族灭绝政策，大规模的移民，然后再占领其资源，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做法。比如说超过3亿人口的美国，其印第安人（包括混有其他民族血液）加上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才二百四十万，就是这个政策成功之处。
当然在今天的世界里，尤其是自认为人类道德最高尚的美国人，要把这个方法在新形式下发扬光大，需要聪明的改变。可惜美国这方面比起欧洲人来说，差得太远。美国迄今为止也只是“清理”掉了70多万伊拉克平民，和赶出了4百多万的伊拉克难民，而且这些被赶走的人口，还不是产油区的人口，多是大城市的有产和中产阶层。而欧洲的国家和大公司们在非洲的手段就要高明得多。比如在刚果挑起的内战，就是通过当地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由那些部落自己提供战士，附近的八个非洲政府参与，而由欧洲国家提供军火，在大部分资源丰富的地区，产生了无人居住区，以方便欧洲公司的开采。而这场欧洲人深感“痛心”的非洲人自己之间的杀戮，最少导致了五百四十万的死亡，估计流离失所的人数恐怕更多。而提供财政和军火支持的欧洲国家在拿到分赃的大头之后，因为开采的地方是无人区，还不会受到环保分子和人权斗士的批评。
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调整其实主要有两条： 一是改变和逊尼派民兵之间的争斗，改为扶持的方法，令他们和什叶派互相残杀，来阻挡伊朗势力的增长。二是美国应该大幅度增兵伊拉克，使伊拉克石油产量可以大幅增加而打击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油价。
第一点上，包括美国必须放弃原先打击沙特阿拉伯的目标，而和沙特阿拉伯重新和好。有两个因素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一是因为伊拉克战争被美国国内反对势力，尤其是民主党的攻击，新保守派的各方人马在美国政府内纷纷落马，导致犹太裔分子的影响减弱。当然，以色列把伊朗的威胁放到了首位，也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有趣的是，当美国民主党在国会选举大胜的当晚，笔者就预测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德会辞职，结果果然他第二天一早就交了辞呈。二是在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朗的前锋哈兹布拉开了一战，结果不是很理想，加上伊朗对哈马斯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上台，都导致了美国快速和沙特阿拉伯和解，在全部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开始武装训练逊尼派民兵，来对抗什叶派的势力。
有趣的是，美军开始训练他们以前的死敌，完全不能确信这些民兵会先向美军开枪，还是先向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开枪。曾有美军军官问逊尼战士，会不会仍然想杀死他，该民兵回答：“是的。但不是今天。”
第二点，却是美国的一个难题。虽然布什政府后来决定对伊拉克增兵，但是人数只不过数万人。而美国要彻底控制伊拉克的油田和输油管道，至少也要将现在的兵力加倍。虽然伊拉克政府不甘心被美国拿油，试图把油田放给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如果美国杀价不要杀得太狠，还是可以用枪逼伊拉克政府就范。美国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内开辟兵源，而又不会采取美国人民反感的征兵制。笔者的办法是，因为美国已经有超过1千万的拉美非法移民，如何处理他们的身份问题已经在国内炒得天翻地覆。已经有数百甚至上千的非法移民用偷来的社会安全号码参加了美军，有些居然献出了生命。而美国政府已经破例授予了这些勇敢的战士公民权。所以说，如果美国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任何非法移民如果在美军服务三到五年，就可以变成美国公民。估计会有很多小伙子报名参军，为美国人民在中东抢油，真是为国，为民，为人和为己的大好事。既解决美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问题，又避免让美国人讨厌的征兵制实施，还可以防止美国经济被石油输出国慢慢的勒死。
三十二
过度的依赖外国石油，在油价疯涨的今天已经成了美国的癌症。如果处理不好，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老命也许就会呜呼于此。伊拉克的石油很可能就是帝国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今天的民主党也许只是利用美国人民厌战的情绪抢夺白宫宝座，一旦目的达到后，就会装模作样的从伊拉克撤出一些人马，但就会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永久的基地，保持大致5万到7万的军队，维持美国对中东油源的控制，希望有一天可以把石油价打下来。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日本和德国的驻军，就可以看出50年内的大致情形。
其实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缺乏智者的时代，其国内政治和外交事务都被主要利益集团操控，为达到一己私利，而不惜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美国由于其在世界上的文化和思想上已经毫无信用可言，而经济体系几乎在金融信用丧失后崩溃，唯一可以依赖的军事实力当然要用来为美国在世界上争利，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是把好钢用到刀刃上，不光是白白浪费美国大兵的生命，而且还是事半功倍。
美国今天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石油供求脱节，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而导致供应量短缺的问题。如果继续让这些无知的经济学家在那里妖言惑众，就完全搞不清楚问题的根源。美国和西方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和欲取欲求的日子，已经到了完结的时候。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外部的能源，而这些能源又被非西方甚至敌视西方的国家所控制，美国面临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能源民族主义，甚至掺杂了宗教和文化冲突的因素在内。
今天的石油市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市场，而是非常类似于美国加州电力危机时的电力市场。由于美国的基础建设是建基在能源工业上，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可以大幅降低的空间不是太大。而石油的供应方面，石油输出国就具有很大的控制力。随着油价的高涨，他们就可以降低产量来护价。再加上很多石油的开采，如中国的例子，完全是从油田直接运回中国，丝毫不经过石油市场，使国际市场的油价太容易被金融投机资本炒作，而由于美国的汽油定价，又直接与原油市场价挂钩，就直接打击美国人民本来并不宽松的钱袋，使大家不得不在其他消费上节衣缩食。
由于油价高涨，就会带来全面的物价上涨，导致高昂的通货膨胀。而由于消费的降低，就会造成国内经济的增长停滞，甚至衰退。这个结果就是所有经济学家最恐惧的滞胀，再加上固定资产的失血，唯一的希望来源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可以增加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出口。
但是美元的狂贬也带来其他问题。如果你看一下用欧元计算的石油价格，其实涨得不像美元这样离谱。如果美国国民的大部分消费物品还是靠进口的话，大幅贬值的美元就会造成大幅的物价普遍上涨，增加民生的困境。虽然因为美国的产品具有的竞争力，但是因为全球都面临的通胀结果，美国产品不一定可以便宜到可以和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地步。比如印度是全球药物的最大伪造和冒牌产地，美国的药物在美元贬值后，还是无法和其竞争。
再加上美国自身的问题，就是教育投资不够，在一些美国竞争不占优势的工业里，劳工再培训不足，这些利益团体倾向于政治上施压，而通过保护主义法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民主党当政的今天，这些机会就会更大。另一个因素，就是民族消费主义的兴起。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南韩民众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美国牛肉进口进行的大规模抗议。
而在一些本来就对美国不满的中东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不排除当地的消费者以不选择美国产品作为他们的选择而有意打击美国经济。
有趣的是，发生在中国消费者身上的事，就印证了这种危险。本来西方世界，希望将他们这个世纪的新鸦片—民主自由，用来忽悠其他国家的人民，让他们能够从中夺利。结果没想到却作茧自缚，反受其害，成了最后忽悠自己。法国在支持藏独的结果，是遭受中国消费者抵制的经济损失。美国在伊拉克的结果是忘记了自己的抢油目的，正二八经地在那里搞民主自由，结果令自己的经济困局越来越深。
深夜忽听巴渝曲，起剔残灯酒尚温。
--【明】王叔承
三十一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失误包括其对伊拉克难民的驱赶还不够彻底。如果你了解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洲，南美洲，澳洲，新西兰，和非洲的做法，对原居民采取彻底的种族灭绝政策，大规模的移民，然后再占领其资源，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做法。比如说超过3亿人口的美国，其印第安人（包括混有其他民族血液）加上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才二百四十万，就是这个政策成功之处。
当然在今天的世界里，尤其是自认为人类道德最高尚的美国人，要把这个方法在新形式下发扬光大，需要聪明的改变。可惜美国这方面比起欧洲人来说，差得太远。美国迄今为止也只是“清理”掉了70多万伊拉克平民，和赶出了4百多万的伊拉克难民，而且这些被赶走的人口，还不是产油区的人口，多是大城市的有产和中产阶层。而欧洲的国家和大公司们在非洲的手段就要高明得多。比如在刚果挑起的内战，就是通过当地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由那些部落自己提供战士，附近的八个非洲政府参与，而由欧洲国家提供军火，在大部分资源丰富的地区，产生了无人居住区，以方便欧洲公司的开采。而这场欧洲人深感“痛心”的非洲人自己之间的杀戮，最少导致了五百四十万的死亡，估计流离失所的人数恐怕更多。而提供财政和军火支持的欧洲国家在拿到分赃的大头之后，因为开采的地方是无人区，还不会受到环保分子和人权斗士的批评。
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调整其实主要有两条： 一是改变和逊尼派民兵之间的争斗，改为扶持的方法，令他们和什叶派互相残杀，来阻挡伊朗势力的增长。二是美国应该大幅度增兵伊拉克，使伊拉克石油产量可以大幅增加而打击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油价。
第一点上，包括美国必须放弃原先打击沙特阿拉伯的目标，而和沙特阿拉伯重新和好。有两个因素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一是因为伊拉克战争被美国国内反对势力，尤其是民主党的攻击，新保守派的各方人马在美国政府内纷纷落马，导致犹太裔分子的影响减弱。当然，以色列把伊朗的威胁放到了首位，也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有趣的是，当美国民主党在国会选举大胜的当晚，笔者就预测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德会辞职，结果果然他第二天一早就交了辞呈。二是在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朗的前锋哈兹布拉开了一战，结果不是很理想，加上伊朗对哈马斯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上台，都导致了美国快速和沙特阿拉伯和解，在全部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开始武装训练逊尼派民兵，来对抗什叶派的势力。
有趣的是，美军开始训练他们以前的死敌，完全不能确信这些民兵会先向美军开枪，还是先向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开枪。曾有美军军官问逊尼战士，会不会仍然想杀死他，该民兵回答：“是的。但不是今天。”
第二点，却是美国的一个难题。虽然布什政府后来决定对伊拉克增兵，但是人数只不过数万人。而美国要彻底控制伊拉克的油田和输油管道，至少也要将现在的兵力加倍。虽然伊拉克政府不甘心被美国拿油，试图把油田放给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如果美国杀价不要杀得太狠，还是可以用枪逼伊拉克政府就范。美国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内开辟兵源，而又不会采取美国人民反感的征兵制。笔者的办法是，因为美国已经有超过1千万的拉美非法移民，如何处理他们的身份问题已经在国内炒得天翻地覆。已经有数百甚至上千的非法移民用偷来的社会安全号码参加了美军，有些居然献出了生命。而美国政府已经破例授予了这些勇敢的战士公民权。所以说，如果美国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任何非法移民如果在美军服务三到五年，就可以变成美国公民。估计会有很多小伙子报名参军，为美国人民在中东抢油，真是为国，为民，为人和为己的大好事。既解决美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问题，又避免让美国人讨厌的征兵制实施，还可以防止美国经济被石油输出国慢慢的勒死。
三十二
过度的依赖外国石油，在油价疯涨的今天已经成了美国的癌症。如果处理不好，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老命也许就会呜呼于此。伊拉克的石油很可能就是帝国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今天的民主党也许只是利用美国人民厌战的情绪抢夺白宫宝座，一旦目的达到后，就会装模作样的从伊拉克撤出一些人马，但就会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永久的基地，保持大致5万到7万的军队，维持美国对中东油源的控制，希望有一天可以把石油价打下来。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日本和德国的驻军，就可以看出50年内的大致情形。
其实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缺乏智者的时代，其国内政治和外交事务都被主要利益集团操控，为达到一己私利，而不惜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美国由于其在世界上的文化和思想上已经毫无信用可言，而经济体系几乎在金融信用丧失后崩溃，唯一可以依赖的军事实力当然要用来为美国在世界上争利，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是把好钢用到刀刃上，不光是白白浪费美国大兵的生命，而且还是事半功倍。
美国今天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石油供求脱节，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而导致供应量短缺的问题。如果继续让这些无知的经济学家在那里妖言惑众，就完全搞不清楚问题的根源。美国和西方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和欲取欲求的日子，已经到了完结的时候。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外部的能源，而这些能源又被非西方甚至敌视西方的国家所控制，美国面临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能源民族主义，甚至掺杂了宗教和文化冲突的因素在内。
今天的石油市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市场，而是非常类似于美国加州电力危机时的电力市场。由于美国的基础建设是建基在能源工业上，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可以大幅降低的空间不是太大。而石油的供应方面，石油输出国就具有很大的控制力。随着油价的高涨，他们就可以降低产量来护价。再加上很多石油的开采，如中国的例子，完全是从油田直接运回中国，丝毫不经过石油市场，使国际市场的油价太容易被金融投机资本炒作，而由于美国的汽油定价，又直接与原油市场价挂钩，就直接打击美国人民本来并不宽松的钱袋，使大家不得不在其他消费上节衣缩食。
由于油价高涨，就会带来全面的物价上涨，导致高昂的通货膨胀。而由于消费的降低，就会造成国内经济的增长停滞，甚至衰退。这个结果就是所有经济学家最恐惧的滞胀，再加上固定资产的失血，唯一的希望来源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可以增加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出口。
但是美元的狂贬也带来其他问题。如果你看一下用欧元计算的石油价格，其实涨得不像美元这样离谱。如果美国国民的大部分消费物品还是靠进口的话，大幅贬值的美元就会造成大幅的物价普遍上涨，增加民生的困境。虽然因为美国的产品具有的竞争力，但是因为全球都面临的通胀结果，美国产品不一定可以便宜到可以和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地步。比如印度是全球药物的最大伪造和冒牌产地，美国的药物在美元贬值后，还是无法和其竞争。
再加上美国自身的问题，就是教育投资不够，在一些美国竞争不占优势的工业里，劳工再培训不足，这些利益团体倾向于政治上施压，而通过保护主义法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民主党当政的今天，这些机会就会更大。另一个因素，就是民族消费主义的兴起。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南韩民众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美国牛肉进口进行的大规模抗议。
而在一些本来就对美国不满的中东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不排除当地的消费者以不选择美国产品作为他们的选择而有意打击美国经济。
有趣的是，发生在中国消费者身上的事，就印证了这种危险。本来西方世界，希望将他们这个世纪的新鸦片—民主自由，用来忽悠其他国家的人民，让他们能够从中夺利。结果没想到却作茧自缚，反受其害，成了最后忽悠自己。法国在支持藏独的结果，是遭受中国消费者抵制的经济损失。美国在伊拉克的结果是忘记了自己的抢油目的，正二八经地在那里搞民主自由，结果令自己的经济困局越来越深。
2008年6月13日星期五
大国游戏（之十五）
二十九
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之前的一个星期，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对一些伊拉克人进行了访问，其中谈到了谁会为美国的侵略费用买单。最后的结论是伊拉克石油。然后大家又开始讨论如何可以制止这个行为，结果是两个方法：一是爆炸输油管道，二是攻击美国石油公司的雇员。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就有人发誓会将之付诸于行动，而这正是后来伊拉克出现的情况。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兵力太少，又不得不不断的和反美武装进行战斗，根本无法担负起抢油和护路的责任。
如果当初美国可以制造假证据，至少在国内有个圆场，可以瞒天过海，对国际舆论可以听之任之，就不需要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提到中心。对这个本来就是美国人拿出来忽悠别人，而且做不到的目标，就应该继续不把它当回事而忽悠下去。美国实际政策就应该在各地，尤其是产油区和油管通过区，扶持各地的军阀和民兵，然后同这些势力私下谈妥条件，让伊拉克民选的政府作为一个排场，在那里演些永远吵不完的民主大戏，让美国人民在抢完了伊拉克的石油，还觉得真的拯救了伊拉克人民。
而美国的战略错误在于大规模的清剿萨达姆的残余势力，而不是让萨达姆的支持者直接和什叶派民兵杀个你死我活。美国在费卢杰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大开杀戒，浪费资源，而导致了和伊拉克普通民众的冲突。
这里举两个小例子。当时费卢杰战争的直接起因是几个美国私人保安公司的人员被反美武装杀死并焚尸示众，其实早在之前祸因就种下。美军进驻费卢杰等地区时，本来还是想讨好当地群众。但是因为当地气候炎热，晚上时伊拉克人通常会在屋顶的天台上睡觉，那时一个个平时包的严严实实地美丽伊拉克少女们，就会在家里个个袒胸露臂，不再防范。而20岁上下的美军小伙子们荷尔蒙高涨，就有一些好事之徒，偷偷用夜视镜窥探，而被当地居民发现。
另一个例子是，在夏天炎热时，有些伊拉克村民会在夜深凉爽时下河里捉鱼或者在农田里灌溉，就被巡逻的美军小分队糊里糊涂地打死。而美军巡逻队通常会自己带上铁锹之类的挖掘工具，发现错杀后，马上就扔把铁锹在死者身上，作为反美游击队在路边埋炸弹的证据。这个做法不是在伊拉克的发明，在索马里的美军在乱枪打死平民，发现错杀之后，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孩子，都会扔一把破枪为自己推托干系。其实美国很多城市里警察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在军队上级那里过关，但实际效果就是伊拉克里的反美战士越剿越多。
不过据一些美国人做的调查，新保守派不是没有试图对伊拉克栽赃。当然要栽赃核子计划是有一定的难度，虽然美军“成功”地发现了一些可以用于核武器的金属管，但是还是没法令人信服。另一个就是通过以色列的摩沙德派出一些间谍，试图在伊拉克埋下炭疽病菌。而被斩首的美国人伯格据称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当时伊拉克游击队在他的身上还发现了很多反犹太人的宣传品，而他本人是犹太裔美国人，带着这些东西似乎不是一般只为求财的商人。
总之，陷入游击战的美军无力保护伊拉克的油田和输油管，美国石油公司就没法进来采油。而输油管道被炸后，美国占领当局就只有花钱请当地的部落保卫输油管道线。结果是爆炸不再发生，但是油管总是出这样和那样的故障，通常是输够给伊拉克当地的炼油厂的炼油量后，就会有奇奇怪怪的各种机械“事故”导致输油停止。更有甚者，输油管里的油居然被人中途吸走，最后成了黑市上的廉价油，而这些卖油得来的利润，就会变成攻击美军的武器弹药。
而伊拉克石油的最重要出口处巴士拉，名义上被英国控制，实际上却被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控制，英国军队跟本就不敢惹他们，采取了近而远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态度。最后，英军更是一看情形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拍拍屁股走人。害得美军直到今年才把巴士拉抢回来。
三十
在中东不顺的美国在2005年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搞不定伊拉克的反美游击队，就没法进行石油操作。而伊拉克政府看见了美国的软肋，就不会那么合作，心甘情愿的让美国抢油。同时，美国就没办法对沙特阿拉伯进行颠覆，而沙特阿拉伯对伊拉克的反美力量就可以增加支持，令美国更为头疼。但是对美国和沙特，加上以色列更不利的却是伊朗的崛起。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其伊拉克政策中，为伊朗作嫁衣的行为。
另一个更头疼的问题是在美国精疲力竭之时，中国在东边利用美国力量的真空而强大起来。于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些人，想把这个问题重新在媒体上聚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太西洋月刊上关于和中国打仗的探讨。
这个探讨有几点是很有意思的：
1. 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和中国打一仗也没法完全阻止中国的崛起，但至少可以把这个崛起推迟50年。
2. 如果和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对美国利益而言，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
3. 要挑起和中国的战争，就必须以台湾独立为导火索。
4. 如果美国打局部战争的话，美国就会有战略上的弱势。只有把所有的盟国都拉进来，包括欧洲的北约，日本，加拿大和澳洲，而打一场全面的战争，胜算才比较大。
这其实就是在911事件前美国国防部的计划，只不过被本拉登分了心。而中国在当时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唯一确信的武器就只有原子弹。而且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候，已经对美国进行阻吓，声称中国不惜用有限的核战争来应付台湾冲突。这一次，对美国的全面战争威慑，中国只能进行全面核战争恐吓，由一位少将朱成虎口中完成。
这一下，就把同中国打仗的成本推得很高。当时，以中国的核子能力，与美国相比当然还是不足，但是可以和美国做到同归于尽。在战术核武器方面，中国至少可以打掉美国的数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摧毁所有的太空通讯。当然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倒不是直接和美国对打，而是威胁帮腔的小喽罗们。如果美国决定中国只是虚张声势而不敢真打核战争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在台湾动用核武器而把台独势力干掉，或者在美国的帮凶，比如南韩和日本动用核武器。这样的话难题就交给了美国：美国人会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日本人，南韩人，和台湾人，而选择自己也要同归于尽的结局？而对日本人和南韩人而言，美国会不会遵守诺言向中国报复，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干嘛要踩这趟浑水？那么同样，为什么台湾人民要选择独立，如果独立的结果是灭亡？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如果美国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就不能贸然同中国开杀。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继续发展军备，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有美国军队的人士戏称美国现在是两个军队：一个是在准备对付中国发展各类高科技武器，一个是在应付中东的数场正在打或将要打的战争。
于是2005年中国和美国的一场嘴巴上的沙盘演练结束了，大家低下头来回去各自做准备，等待下一次时机的来临，就可以再拿出来些杀手锏出来华山论剑。这一等待并不是太长，在2007年1月，中国一个导弹成功的把一个低空的卫星打了下来，令美国军界一片慌乱。本来每次在美国军方关于台海战争的沙盘推演中，扮演敌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军的第一招，就是扔一颗战术核武器摧毁美国所有的太空卫星通讯系统，打乱美军各兵种之间，各战斗单位之间，前线与司令部之间，尤其是军舰，战机和侦察卫星之间的信息联系，而造成高度数字化的美军作战无法进行。每一次这位将军都说他很过瘾（hell of good time）。美国情报部门一直都不知道中国军队有用常规武器达到同样目的的能力。因为任何战争，动用核武器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哪怕是在外太空里。如果中国可以用常规导弹摧毁数个卫星，其造成的碎片几乎会把外太空的所有卫星摧毁。而且既然中国有技术可以摧毁低空的卫星，那么高空的卫星导航系统就同样不安全，而美国的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就不再有效。
当然和中国开战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防核扩散条约就会失效，那么另美国头疼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拿到核武器，而进行对西方城市的恐怖活动。所以，在没有成熟的条件和中国摊牌之前，解决中东的问题还是一个首选。
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之前的一个星期，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对一些伊拉克人进行了访问，其中谈到了谁会为美国的侵略费用买单。最后的结论是伊拉克石油。然后大家又开始讨论如何可以制止这个行为，结果是两个方法：一是爆炸输油管道，二是攻击美国石油公司的雇员。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就有人发誓会将之付诸于行动，而这正是后来伊拉克出现的情况。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兵力太少，又不得不不断的和反美武装进行战斗，根本无法担负起抢油和护路的责任。
如果当初美国可以制造假证据，至少在国内有个圆场，可以瞒天过海，对国际舆论可以听之任之，就不需要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提到中心。对这个本来就是美国人拿出来忽悠别人，而且做不到的目标，就应该继续不把它当回事而忽悠下去。美国实际政策就应该在各地，尤其是产油区和油管通过区，扶持各地的军阀和民兵，然后同这些势力私下谈妥条件，让伊拉克民选的政府作为一个排场，在那里演些永远吵不完的民主大戏，让美国人民在抢完了伊拉克的石油，还觉得真的拯救了伊拉克人民。
而美国的战略错误在于大规模的清剿萨达姆的残余势力，而不是让萨达姆的支持者直接和什叶派民兵杀个你死我活。美国在费卢杰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大开杀戒，浪费资源，而导致了和伊拉克普通民众的冲突。
这里举两个小例子。当时费卢杰战争的直接起因是几个美国私人保安公司的人员被反美武装杀死并焚尸示众，其实早在之前祸因就种下。美军进驻费卢杰等地区时，本来还是想讨好当地群众。但是因为当地气候炎热，晚上时伊拉克人通常会在屋顶的天台上睡觉，那时一个个平时包的严严实实地美丽伊拉克少女们，就会在家里个个袒胸露臂，不再防范。而20岁上下的美军小伙子们荷尔蒙高涨，就有一些好事之徒，偷偷用夜视镜窥探，而被当地居民发现。
另一个例子是，在夏天炎热时，有些伊拉克村民会在夜深凉爽时下河里捉鱼或者在农田里灌溉，就被巡逻的美军小分队糊里糊涂地打死。而美军巡逻队通常会自己带上铁锹之类的挖掘工具，发现错杀后，马上就扔把铁锹在死者身上，作为反美游击队在路边埋炸弹的证据。这个做法不是在伊拉克的发明，在索马里的美军在乱枪打死平民，发现错杀之后，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孩子，都会扔一把破枪为自己推托干系。其实美国很多城市里警察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在军队上级那里过关，但实际效果就是伊拉克里的反美战士越剿越多。
不过据一些美国人做的调查，新保守派不是没有试图对伊拉克栽赃。当然要栽赃核子计划是有一定的难度，虽然美军“成功”地发现了一些可以用于核武器的金属管，但是还是没法令人信服。另一个就是通过以色列的摩沙德派出一些间谍，试图在伊拉克埋下炭疽病菌。而被斩首的美国人伯格据称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当时伊拉克游击队在他的身上还发现了很多反犹太人的宣传品，而他本人是犹太裔美国人，带着这些东西似乎不是一般只为求财的商人。
总之，陷入游击战的美军无力保护伊拉克的油田和输油管，美国石油公司就没法进来采油。而输油管道被炸后，美国占领当局就只有花钱请当地的部落保卫输油管道线。结果是爆炸不再发生，但是油管总是出这样和那样的故障，通常是输够给伊拉克当地的炼油厂的炼油量后，就会有奇奇怪怪的各种机械“事故”导致输油停止。更有甚者，输油管里的油居然被人中途吸走，最后成了黑市上的廉价油，而这些卖油得来的利润，就会变成攻击美军的武器弹药。
而伊拉克石油的最重要出口处巴士拉，名义上被英国控制，实际上却被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控制，英国军队跟本就不敢惹他们，采取了近而远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态度。最后，英军更是一看情形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拍拍屁股走人。害得美军直到今年才把巴士拉抢回来。
三十
在中东不顺的美国在2005年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搞不定伊拉克的反美游击队，就没法进行石油操作。而伊拉克政府看见了美国的软肋，就不会那么合作，心甘情愿的让美国抢油。同时，美国就没办法对沙特阿拉伯进行颠覆，而沙特阿拉伯对伊拉克的反美力量就可以增加支持，令美国更为头疼。但是对美国和沙特，加上以色列更不利的却是伊朗的崛起。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其伊拉克政策中，为伊朗作嫁衣的行为。
另一个更头疼的问题是在美国精疲力竭之时，中国在东边利用美国力量的真空而强大起来。于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些人，想把这个问题重新在媒体上聚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太西洋月刊上关于和中国打仗的探讨。
这个探讨有几点是很有意思的：
1. 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和中国打一仗也没法完全阻止中国的崛起，但至少可以把这个崛起推迟50年。
2. 如果和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对美国利益而言，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
3. 要挑起和中国的战争，就必须以台湾独立为导火索。
4. 如果美国打局部战争的话，美国就会有战略上的弱势。只有把所有的盟国都拉进来，包括欧洲的北约，日本，加拿大和澳洲，而打一场全面的战争，胜算才比较大。
这其实就是在911事件前美国国防部的计划，只不过被本拉登分了心。而中国在当时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唯一确信的武器就只有原子弹。而且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候，已经对美国进行阻吓，声称中国不惜用有限的核战争来应付台湾冲突。这一次，对美国的全面战争威慑，中国只能进行全面核战争恐吓，由一位少将朱成虎口中完成。
这一下，就把同中国打仗的成本推得很高。当时，以中国的核子能力，与美国相比当然还是不足，但是可以和美国做到同归于尽。在战术核武器方面，中国至少可以打掉美国的数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摧毁所有的太空通讯。当然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倒不是直接和美国对打，而是威胁帮腔的小喽罗们。如果美国决定中国只是虚张声势而不敢真打核战争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在台湾动用核武器而把台独势力干掉，或者在美国的帮凶，比如南韩和日本动用核武器。这样的话难题就交给了美国：美国人会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日本人，南韩人，和台湾人，而选择自己也要同归于尽的结局？而对日本人和南韩人而言，美国会不会遵守诺言向中国报复，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干嘛要踩这趟浑水？那么同样，为什么台湾人民要选择独立，如果独立的结果是灭亡？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如果美国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就不能贸然同中国开杀。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继续发展军备，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有美国军队的人士戏称美国现在是两个军队：一个是在准备对付中国发展各类高科技武器，一个是在应付中东的数场正在打或将要打的战争。
于是2005年中国和美国的一场嘴巴上的沙盘演练结束了，大家低下头来回去各自做准备，等待下一次时机的来临，就可以再拿出来些杀手锏出来华山论剑。这一等待并不是太长，在2007年1月，中国一个导弹成功的把一个低空的卫星打了下来，令美国军界一片慌乱。本来每次在美国军方关于台海战争的沙盘推演中，扮演敌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军的第一招，就是扔一颗战术核武器摧毁美国所有的太空卫星通讯系统，打乱美军各兵种之间，各战斗单位之间，前线与司令部之间，尤其是军舰，战机和侦察卫星之间的信息联系，而造成高度数字化的美军作战无法进行。每一次这位将军都说他很过瘾（hell of good time）。美国情报部门一直都不知道中国军队有用常规武器达到同样目的的能力。因为任何战争，动用核武器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哪怕是在外太空里。如果中国可以用常规导弹摧毁数个卫星，其造成的碎片几乎会把外太空的所有卫星摧毁。而且既然中国有技术可以摧毁低空的卫星，那么高空的卫星导航系统就同样不安全，而美国的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就不再有效。
当然和中国开战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防核扩散条约就会失效，那么另美国头疼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拿到核武器，而进行对西方城市的恐怖活动。所以，在没有成熟的条件和中国摊牌之前，解决中东的问题还是一个首选。
大国游戏（副题之一缅甸）
在西藏事件后，我曾经提出中国应该在5月份注意美国对缅甸的行动。当时的估计是，由于中国各藏区里由美国支持的藏独分子闹事，解放军成都军区的注意力被转移，在加上缅甸的5月全民公投，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结果美国果然在泰国附近海面由海军陆战队的登陆部队进行演习，缅甸的首都仰光开始有人放置炸弹，准备里应外合。就在此时缅甸经历的一场大风灾，给了美国一个用人道主义救援的借口，将美军开进缅甸。而缅甸军政府顶着压力，在全面接受来自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物质和医疗援助外，也接受了非政府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协会的救援行动。但对西方想用救援而占领缅甸的企图，军政府未作重大让步。法国在联合国想获得授权的提议被大多数国家否决。而美国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从缅甸外海撤军。
美国本来想以缅甸拒绝受援为契机，鼓动缅甸平民再次起来造反，但是对缅甸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
这次受灾的伊底瓦底江三角区，人口分布中大约是一半缅族，一半凯族，在加上少量的其他少数族裔。凯族和其他至少十九个少数民族一样，自1949年缅甸独立后，就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而和缅甸军展开游击战。所以，当缅甸政府救灾时，如果物资缺乏，就必须先救缅族的灾民，以避免昂山素姬的反对派用民怨而起事。只要稳住了缅族，凯族的死活对缅族内的反对派并不那么重要。去年缅族内部的和尚革命运动遭到政府军镇压，缅甸各少数民族一致叫好，希望缅族自己鬼打鬼，两边死得越多越好，自己还可以趁机独立。
所以说美国这样玩法，最惨的还是凯族的灾民。如果他们的村庄变成了无人区，重建时就会成为有钱富翁开发的新海滩度假村，让将来的欧美游客可以安安静静的度假，而不受当地人打扰，就像经过海啸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
当然后来发生的中国大地震，以让国际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出了缅甸，使美国利用国际压力的愿望落空。那么当时美国有没有可能在法国的支持下，强行杀入缅甸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只有大约过千人的兵力，估计不敢冒这个险。一旦看到缅甸反对派没有动静，就放弃了原先计划。
如果你留意新闻，在四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华社报道了关于这样一则消息：
“12日下午，灾情刚一发生，正在驻昆明部队调研的郭伯雄，根据胡主席的重要指示，立即对部队抗震救灾作了安排，组织空军、成都、济南军区和武警有关部队，包括某空降部队，迅速向灾区开进，在第一时间投入救灾战斗。”
身为中国军队的首脑人物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昆明，也许与美军不敢在缅甸妄动有一定关系。
结果美国果然在泰国附近海面由海军陆战队的登陆部队进行演习，缅甸的首都仰光开始有人放置炸弹，准备里应外合。就在此时缅甸经历的一场大风灾，给了美国一个用人道主义救援的借口，将美军开进缅甸。而缅甸军政府顶着压力，在全面接受来自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物质和医疗援助外，也接受了非政府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协会的救援行动。但对西方想用救援而占领缅甸的企图，军政府未作重大让步。法国在联合国想获得授权的提议被大多数国家否决。而美国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从缅甸外海撤军。
美国本来想以缅甸拒绝受援为契机，鼓动缅甸平民再次起来造反，但是对缅甸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
这次受灾的伊底瓦底江三角区，人口分布中大约是一半缅族，一半凯族，在加上少量的其他少数族裔。凯族和其他至少十九个少数民族一样，自1949年缅甸独立后，就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而和缅甸军展开游击战。所以，当缅甸政府救灾时，如果物资缺乏，就必须先救缅族的灾民，以避免昂山素姬的反对派用民怨而起事。只要稳住了缅族，凯族的死活对缅族内的反对派并不那么重要。去年缅族内部的和尚革命运动遭到政府军镇压，缅甸各少数民族一致叫好，希望缅族自己鬼打鬼，两边死得越多越好，自己还可以趁机独立。
所以说美国这样玩法，最惨的还是凯族的灾民。如果他们的村庄变成了无人区，重建时就会成为有钱富翁开发的新海滩度假村，让将来的欧美游客可以安安静静的度假，而不受当地人打扰，就像经过海啸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
当然后来发生的中国大地震，以让国际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出了缅甸，使美国利用国际压力的愿望落空。那么当时美国有没有可能在法国的支持下，强行杀入缅甸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只有大约过千人的兵力，估计不敢冒这个险。一旦看到缅甸反对派没有动静，就放弃了原先计划。
如果你留意新闻，在四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华社报道了关于这样一则消息：
“12日下午，灾情刚一发生，正在驻昆明部队调研的郭伯雄，根据胡主席的重要指示，立即对部队抗震救灾作了安排，组织空军、成都、济南军区和武警有关部队，包括某空降部队，迅速向灾区开进，在第一时间投入救灾战斗。”
身为中国军队的首脑人物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昆明，也许与美军不敢在缅甸妄动有一定关系。
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
大国游戏（之十四）
二十七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选择了2006年中国的春节作为他出访海湾之外的第一个国家。这是他就任国王之后的第一次对外出访，也是沙特国王在1990年与中国建交后的第一次。而他的亚洲之行，在访问中国后，再去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他的这次出访，表明了沙特开始面向东方，为石油寻找西方之外的替代市场，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提升沙特和中国的关系。在出访前，阿卜杜拉国王接受沙特官方电视台的访问，被问到为什么在中国春节期间访华，他的回答是在历史上，这是世界各地的国王们向北京的皇帝进贡的时间。
对他的如此善意，中国也给予他高度的礼遇，称赞了他的“三个第一”和对中沙友谊的高度重视。在这次出访中，沙特和中国签订的未公开的能源合作计划，并为新疆的阿克苏市基本建设提供优惠贷款和援助。笔者的估计是当初的能源合作计划应该是关于沙特在中国建立炼油厂和石化厂，提供原油帮助中国建立战略储备油等等。如果当时的计划是长期性的，那么中国就应该仍然享受当年的低价。当然西方的媒体也有另一些说法，包括由于在成本的细节上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并没有实际的合同签署。还有人指由于去机场欢迎的是中国外交部长，而不是胡锦涛本人，阿卜杜拉有些不快。当然这些猜测很难证实，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沙特将参与合作扩大在泉州的炼油能力和新建在青岛的炼油设施。通常沙特的石油开采是秘密进行，而且其原油又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很难对其给予了价格进行对比。
沙特的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沙特本身的外部威胁是以色列犹太人和什叶派波斯人，早在1988年和中国建交前，沙特就已经购买了36枚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东风3型和9个发射架，该导弹的1500公路射程可以涵盖特拉维和德黑兰。而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沙特的计划是如何在没有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可以自保，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向中国购买新型的战略导弹和向巴基斯坦购买核弹头。
在以色列已经拥有大约150-200颗核弹头的情况下，和伊朗顽强的在西方的高压下，继续发展核子计划，沙特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绕过国际防扩散条约的限制呢？沙特选择的可能是两套密码方案，即由沙特控制导弹的密码，和巴基斯坦控制核弹头的密码。这个方法是当初冷战期间美国在德国“创造”出来，绕过德国不能拥有核武器的限制。
当然，中国由于军力尤其是投放力的薄弱，相对于美国的强大军力，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不是被美国逼得太急，沙特也不会走这条舍近求远的歧路。只不过为沙特的石油寻找美国之外的买家，不光是中国，还有印度，日本和南韩，倒是完全符合沙特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沙特还可以通过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令伊朗对沙特的威胁有所制约。
对中国而言，保持和以色列，沙特和伊朗三方面的等距离友好关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与沙特的交往中，可以首先要求沙特禁止其国内的宗教团体支持中国内部的东突恐怖组织，然后在提供能源上的合作，可以增加中国在和伊朗石油合作上讨价还价的弹性。而保持和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又可以使中国在同以色列军事技术合作和转让上有讨价还价的砝码。中国必须好好的利用这些关系，一旦在美国势力衰退时，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东地区的和平而斡旋。
无论是中国和沙特的关系如何发展，都应该看到中美关系和沙美关系的重要性和互动。所以这种三角关系的互相平衡和互相牵制，就不应该以大幅度牺牲一方的利益而达成。因此当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虽然美国主人的待客之道大有需要提高的必要，但可以想象，中国和沙特的关系一定是其中在私下一个主要讨论的问题。而美国总统布什肯定会说如果我这样那样骂台独分子陈水扁，是不是胡主席你应该不要和阿卜杜拉国王这样那样呢？当然，离开华盛顿的胡锦涛主席，在下一站访问点雅加达，也会把传一些话给阿卜杜拉国王。
二十八
在2005-2006年，中东和世界的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起源于2004年底的伊拉克游击战逐渐成气候，使美国快速稳定伊拉克的愿望落空，开始陷入了困局。
本来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是受到全体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兵老无功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越来越高。这些反战声音除极少数外，大多是对布什政府的无能抗议，并不是反对美国入伊拉克抢油。而在野的民主党因为离政权已久，乘机对当权的共和党清算。在美国，任何政治事件的操作，要看两党中的任何一党是否会在打击对方的过程中得利。有时候这种两党内斗，完全罔顾美国的国家整体利益。有时候，如果对一件政府的失误紧追不放的话，而自身又不会在选举中获利，通常这类事件就会在新闻界销声匿迹。伊拉克战争就是前一种例子：由于美国两党的内斗而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在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曾在美国国会就这场战争的成本和利润进行了推销。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分析，如果美国可以让伊拉克出油量提高（从每日150万桶到450万-500万桶），美国就可以将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三分，一分用来支付美国及盟军的军费开支，一分作为伊拉克新政府的财政开支，一分用来支付伊拉克的重建费用。整个伊拉克的重建当然由美国和英国的工程公司，如美国副总统钱尼掌控，通常由退休高级将领任职的哈利巴顿公司等等。
用一句中国俗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有的战争，从古到今，都是有利润目的的商业活动。如果无利可图的话，美国国会里那一帮议员都是选举的敛财高手，怎么会轻易举手赞成。所以当美军杀进巴格达时，立即占领伊拉克石油部，而让价值连城的巴格达文物博物馆任来自世界各地的妙手空空任拿任偷。
由于美国在联合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推销失败，虽然没有美国人相信萨达姆有核武计划，美军还是不得不装模作样的派出大规模的小分队，到处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甚至连纽约时报的著名女记者朱迪丝米勒都在她的战地报道中“暗示”美军已经发现了证据。
其实美国人并不在乎这些入侵伊拉克的借口，对他们来说，快速打完仗，不要在报纸上天天读到死人的负面消息就够了。而这正是美国新保守派失策和无能的地方。无知即无畏，新保守派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过低估计了伊拉克人的能力。本来，美国应该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由中情局栽赃，加上美国收买的伊拉克前高官作假证，就可以“证实”伊拉克确实有未成熟的核子计划，让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美国事实上已经占领了伊拉克，而不再在这些无用的是非问题上继续争论和纠缠下去。美国通过游说中国等安理会成员国，让联合国授权管理伊拉克事务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但是新保守派却傻乎乎的作茧自缚，把本来不在其战争借口中的“建立民主自由的伊拉克”作为了伊拉克的施政主要目标。而在伊拉克石油分配上，又跟美国的大石油公司集团抬杠。因为有过俄罗斯的经验，这些石油公司集团反对对伊拉克石油私有化，认为通过一个傀儡的伊拉克政府更容易办事。而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浓厚的新保守派则主张将伊拉克石油私有化，这一纷争也影响了早期的石油政策。
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即不在伊拉克的各个宗教和地方派别中分清敌我，而是采取挑拨离间和画地为牢的方法，就不需要把有限的美军资源用于对自己利益无关的平乱行动，而可以集中兵力抢占石油资源，保护美国石油公司的员工安全，快速地把伊拉克的石油开出来，抢出去。
美国的政策恰恰与此相反。美军不断地去逊尼地区清剿，将伊拉克军队解散，把萨达姆的社会党官员从各级政府部门清洗，而把自己当作了为什叶派抢权争利的一个工具。一方面引起了周边逊尼国家如沙特和埃及的不满，开始对反美武装提供人员，资金和武器的支持；另一方面得益的什叶派对美国却并不感激，而是在伊朗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为伊朗在有可能的美国对伊朗动武的战争中，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选择了2006年中国的春节作为他出访海湾之外的第一个国家。这是他就任国王之后的第一次对外出访，也是沙特国王在1990年与中国建交后的第一次。而他的亚洲之行，在访问中国后，再去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他的这次出访，表明了沙特开始面向东方，为石油寻找西方之外的替代市场，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提升沙特和中国的关系。在出访前，阿卜杜拉国王接受沙特官方电视台的访问，被问到为什么在中国春节期间访华，他的回答是在历史上，这是世界各地的国王们向北京的皇帝进贡的时间。
对他的如此善意，中国也给予他高度的礼遇，称赞了他的“三个第一”和对中沙友谊的高度重视。在这次出访中，沙特和中国签订的未公开的能源合作计划，并为新疆的阿克苏市基本建设提供优惠贷款和援助。笔者的估计是当初的能源合作计划应该是关于沙特在中国建立炼油厂和石化厂，提供原油帮助中国建立战略储备油等等。如果当时的计划是长期性的，那么中国就应该仍然享受当年的低价。当然西方的媒体也有另一些说法，包括由于在成本的细节上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并没有实际的合同签署。还有人指由于去机场欢迎的是中国外交部长，而不是胡锦涛本人，阿卜杜拉有些不快。当然这些猜测很难证实，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沙特将参与合作扩大在泉州的炼油能力和新建在青岛的炼油设施。通常沙特的石油开采是秘密进行，而且其原油又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很难对其给予了价格进行对比。
沙特的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沙特本身的外部威胁是以色列犹太人和什叶派波斯人，早在1988年和中国建交前，沙特就已经购买了36枚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东风3型和9个发射架，该导弹的1500公路射程可以涵盖特拉维和德黑兰。而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沙特的计划是如何在没有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可以自保，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向中国购买新型的战略导弹和向巴基斯坦购买核弹头。
在以色列已经拥有大约150-200颗核弹头的情况下，和伊朗顽强的在西方的高压下，继续发展核子计划，沙特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绕过国际防扩散条约的限制呢？沙特选择的可能是两套密码方案，即由沙特控制导弹的密码，和巴基斯坦控制核弹头的密码。这个方法是当初冷战期间美国在德国“创造”出来，绕过德国不能拥有核武器的限制。
当然，中国由于军力尤其是投放力的薄弱，相对于美国的强大军力，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不是被美国逼得太急，沙特也不会走这条舍近求远的歧路。只不过为沙特的石油寻找美国之外的买家，不光是中国，还有印度，日本和南韩，倒是完全符合沙特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沙特还可以通过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令伊朗对沙特的威胁有所制约。
对中国而言，保持和以色列，沙特和伊朗三方面的等距离友好关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与沙特的交往中，可以首先要求沙特禁止其国内的宗教团体支持中国内部的东突恐怖组织，然后在提供能源上的合作，可以增加中国在和伊朗石油合作上讨价还价的弹性。而保持和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又可以使中国在同以色列军事技术合作和转让上有讨价还价的砝码。中国必须好好的利用这些关系，一旦在美国势力衰退时，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东地区的和平而斡旋。
无论是中国和沙特的关系如何发展，都应该看到中美关系和沙美关系的重要性和互动。所以这种三角关系的互相平衡和互相牵制，就不应该以大幅度牺牲一方的利益而达成。因此当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虽然美国主人的待客之道大有需要提高的必要，但可以想象，中国和沙特的关系一定是其中在私下一个主要讨论的问题。而美国总统布什肯定会说如果我这样那样骂台独分子陈水扁，是不是胡主席你应该不要和阿卜杜拉国王这样那样呢？当然，离开华盛顿的胡锦涛主席，在下一站访问点雅加达，也会把传一些话给阿卜杜拉国王。
二十八
在2005-2006年，中东和世界的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起源于2004年底的伊拉克游击战逐渐成气候，使美国快速稳定伊拉克的愿望落空，开始陷入了困局。
本来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是受到全体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兵老无功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越来越高。这些反战声音除极少数外，大多是对布什政府的无能抗议，并不是反对美国入伊拉克抢油。而在野的民主党因为离政权已久，乘机对当权的共和党清算。在美国，任何政治事件的操作，要看两党中的任何一党是否会在打击对方的过程中得利。有时候这种两党内斗，完全罔顾美国的国家整体利益。有时候，如果对一件政府的失误紧追不放的话，而自身又不会在选举中获利，通常这类事件就会在新闻界销声匿迹。伊拉克战争就是前一种例子：由于美国两党的内斗而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在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曾在美国国会就这场战争的成本和利润进行了推销。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分析，如果美国可以让伊拉克出油量提高（从每日150万桶到450万-500万桶），美国就可以将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三分，一分用来支付美国及盟军的军费开支，一分作为伊拉克新政府的财政开支，一分用来支付伊拉克的重建费用。整个伊拉克的重建当然由美国和英国的工程公司，如美国副总统钱尼掌控，通常由退休高级将领任职的哈利巴顿公司等等。
用一句中国俗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有的战争，从古到今，都是有利润目的的商业活动。如果无利可图的话，美国国会里那一帮议员都是选举的敛财高手，怎么会轻易举手赞成。所以当美军杀进巴格达时，立即占领伊拉克石油部，而让价值连城的巴格达文物博物馆任来自世界各地的妙手空空任拿任偷。
由于美国在联合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推销失败，虽然没有美国人相信萨达姆有核武计划，美军还是不得不装模作样的派出大规模的小分队，到处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甚至连纽约时报的著名女记者朱迪丝米勒都在她的战地报道中“暗示”美军已经发现了证据。
其实美国人并不在乎这些入侵伊拉克的借口，对他们来说，快速打完仗，不要在报纸上天天读到死人的负面消息就够了。而这正是美国新保守派失策和无能的地方。无知即无畏，新保守派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过低估计了伊拉克人的能力。本来，美国应该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由中情局栽赃，加上美国收买的伊拉克前高官作假证，就可以“证实”伊拉克确实有未成熟的核子计划，让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美国事实上已经占领了伊拉克，而不再在这些无用的是非问题上继续争论和纠缠下去。美国通过游说中国等安理会成员国，让联合国授权管理伊拉克事务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但是新保守派却傻乎乎的作茧自缚，把本来不在其战争借口中的“建立民主自由的伊拉克”作为了伊拉克的施政主要目标。而在伊拉克石油分配上，又跟美国的大石油公司集团抬杠。因为有过俄罗斯的经验，这些石油公司集团反对对伊拉克石油私有化，认为通过一个傀儡的伊拉克政府更容易办事。而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浓厚的新保守派则主张将伊拉克石油私有化，这一纷争也影响了早期的石油政策。
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即不在伊拉克的各个宗教和地方派别中分清敌我，而是采取挑拨离间和画地为牢的方法，就不需要把有限的美军资源用于对自己利益无关的平乱行动，而可以集中兵力抢占石油资源，保护美国石油公司的员工安全，快速地把伊拉克的石油开出来，抢出去。
美国的政策恰恰与此相反。美军不断地去逊尼地区清剿，将伊拉克军队解散，把萨达姆的社会党官员从各级政府部门清洗，而把自己当作了为什叶派抢权争利的一个工具。一方面引起了周边逊尼国家如沙特和埃及的不满，开始对反美武装提供人员，资金和武器的支持；另一方面得益的什叶派对美国却并不感激，而是在伊朗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为伊朗在有可能的美国对伊朗动武的战争中，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
2008年6月9日星期一
大国游戏（之十三）
二十五
那么，美国在伊朗的动作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而中国又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美国为什么出兵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得很清楚，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为石油。但笔者个人认为，当时美国新保守派中人，犹太裔居多，因此在实现“美国新世纪”计划中，除了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而且有挟带私嫌，公报私仇，利用这个时机，搞掉沙特阿拉伯，这个以色列人憎恨的对手。
本来，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瓦哈比教派的温床，也是塔利班的财政支持者。沙特王室和政府与本拉登的关系也是非常暧昧，在911事件前，几次中情局的无人侦察机其实已经锁定本拉登，但发现他的身边有几位沙特王子而不敢断然动手。但是当１９位沙特敢死恐怖分子把世界贸易中心撞塌后，美国人对沙特阿拉伯的怨恨立即上升，美国国会开始了911真相调查，其中包括对沙特王室和政府和本拉登关系的调查。而原先，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对沙特阿拉伯从幼儿开始的反犹太教育已经很不满，加上沙特有钱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炸弹自杀者家庭的经济照顾（只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民的自杀攻击，其家庭和子女几乎终身受益），都使犹太人对沙特耿耿于怀。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犹太人社区，包括新保守派里的重头人物，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但是，任何对沙特阿拉伯的手术，必然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涨价。因此在对沙特动作之前，控制世界第二大原油储藏国伊拉克，把其石油生产量从每日１５０万桶，提升至少三倍接近５００万桶，就可以防止沙特用石油战来对付美国。当时沙特差不多是每日出产７百多万桶，占欧佩克近３分之一，而油价被控制在２２美元之上。如果美国可以成功的控制伊拉克，并达到预期提高产量（伊拉克最高产油量曾超过４百万桶），就有可能把油价控制在１８美元以下，并可以承受沙特石油产出减半的影响。
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冲击。一是当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掀起了美国支持的私有化浪潮。对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早就垂涎已久的西方大油气公司个个摩拳擦掌，希望可以参与分蛋糕。但是固执的俄国人坚持其私有化必须由俄国私有企业进行，以保证政治势力可以顺利的把国有财产放入私人的口袋。当时美国对这一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石油价格偏低，使俄罗斯开采石油成本太高，再加上看死了俄罗斯资金不足，认为那些俄国公司迟早要向西方大公司求救而最终成为这些公司的俄国代理人。
所以在１９９８年俄罗斯政府破产时，居然很多俄国石油招标没有人出标（中国估计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在世界范围内扫货，当然那时可能中国也不像今天这样，外汇储备爆棚）。当时大家是小看了普京领头的这帮克格勃集团的能量。没有钱，这些克格勃集团就经营地下生意黄赌毒，那时俄国妓女充斥世界，再加上原苏联的军火库清货，终于让俄国人挣扎过来，守得云开见日出。
第二股冲击美国的势力是拉丁美洲美国后院的委内瑞拉在１９９９年出了个风云人物查維斯，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石油民族主义运动。本来在保证石油价格上，所有产油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美国，西欧和日本是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市场，美国就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令产油国家之间互相牵制，而导致不能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方案。通常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开战时，才可能看到阿拉伯人自己的一致限产行动，但非阿拉伯国家又不会跟进。但是在１９９９年期间，因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需求紧缩，导致了世界所有的产油国不得不在３月共同减产以稳定油价。而查韦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和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利益斗争，从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提升到了一个反西方殖民主义和经济掠夺主义的高度，得到了包括俄罗斯，伊朗，苏丹，甚至沙特的支持，使欧佩克的运作可以真正起到实效，从而使世界石油摆脱了西方的控制。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石油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市场，是这个石油民族主义可以成功的一大因素。
二十六
如果美国可以成功地控制和增加伊拉克的产油量，可想而知，世界油价将滑落，就会使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美国的对手，说话时没有那么嚣张。而且美国就可以对沙特施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特王室，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民选”亲美政府，并清扫瓦哈比势力，以及沙特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组织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支持（当然现在的哈马斯的支持更多来自于叙利亚和伊朗），为美国的中东重造计划扫清思想上的障碍。
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恶化在伊拉克战争后更为显著。一方面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大嘴巴议员们在新闻界大声疾呼，要求调查沙特的资金如何转入了恐怖分子的账户；另一方面是美国的911真相调查小组实际上在追踪沙特的资金流向。除了犹太裔的美国议员外，犹太人势力强大的地区，如纽约的市长朱尼安尼拒绝接受沙特王子阿萨德向911受难者高达1千万美元捐赠，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也是主要推动经济制裁中国的议员）直接要求彻查在美国的沙特投资和把沙特列上美国的种类繁杂的黑名单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面临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决定从美国撤出3千亿-4千亿的沙特资金。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的报复。而在美国的富裕中东裔人士，也开始发现在他们的住家附近开始频繁出现仿佛是水电公司修理车的客车。其实这些车上安装的是监听人们在家里对话和手提电话通话的仪器，由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恐专家24小时运作。当然，在“爱国法案”的授权下，全美国的固定电话和互联网都在情报部门的监视之下。这些惊恐的中东裔美国人，开始偷偷的在加拿大等国家买房买地，准备一旦情势不对，立即逃难。
沙特在美国的大幅撤资大致是起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高潮期之后。那时，美国借强大军事高科技，把阿拉伯人最后的一支军队摧毁，连容易头脑发热的伊朗人都在考虑如何和美国沟通，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伊朗要求有条件投降的降表，当然被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美国拒绝。于是伊朗人除了向莽撞但勇猛的朝鲜人学习赶紧加快核计划之外，只能偷偷的发展伊拉克什叶派的各派民兵以自保。而沙特就忙着支持伊拉克里被美国打得七零八落的逊尼派各派武装。这时候声讨沙特的呼声在美国达到高潮，应该是预料中事。
沙特从美国的撤资当然也为美国的赤字财政和巨额贸易逆差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为了应付这一挑战，美国国会快速地在2004年通过了一个“祖国投资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 简称HIA，将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利润拿回国内，而补偿沙特资金外逃的缺口。本来，美国的大公司在把海外利润汇回国时，要交付35%的税率，而在HIA法案下，如果资金在2005年底回国，就会享受5.25%的优惠税率。美国用了这个办法，总算是度过了一劫，
美国同沙特的关系恶化的最低点是在阿卜杜拉继承王位之前，大约是2005年五月底和六月初，美国国务卿赖斯和王储阿卜杜拉进行了几乎摊派的谈判。有关于这次谈判的细节从来没有公开，但可以预料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美国对沙特的要求当然是非常明确—要求沙特为美国新中东计划在宗教上和经济上背书，彻底限制瓦哈比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停止对伊拉克逊尼派反美游击队的财政支持。而沙特就要求美国停止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政变”，并停止在美国用调查911事件真相为名，打击沙特声誉。
谈判大概是不欢而散，因为赖斯这之后访问了埃及。她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公开要求在沙特阿拉伯进行民主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必须有一张更好的牌可以和美国对抗，而就像所有今天这个世界的国家一样，当他们不满美国压力，而希望找到一张王牌的话，他们就会遥望东方，大打“中国牌”。别说是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象加拿大这样的美国盟友，一旦与美国发生比如说木材贸易之内的经济纠纷，都会不自然的把中国牌打出来，扬言要把木材卖往中国而报复美国的高关税报复。
那么，美国在伊朗的动作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而中国又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美国为什么出兵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得很清楚，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为石油。但笔者个人认为，当时美国新保守派中人，犹太裔居多，因此在实现“美国新世纪”计划中，除了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而且有挟带私嫌，公报私仇，利用这个时机，搞掉沙特阿拉伯，这个以色列人憎恨的对手。
本来，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瓦哈比教派的温床，也是塔利班的财政支持者。沙特王室和政府与本拉登的关系也是非常暧昧，在911事件前，几次中情局的无人侦察机其实已经锁定本拉登，但发现他的身边有几位沙特王子而不敢断然动手。但是当１９位沙特敢死恐怖分子把世界贸易中心撞塌后，美国人对沙特阿拉伯的怨恨立即上升，美国国会开始了911真相调查，其中包括对沙特王室和政府和本拉登关系的调查。而原先，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对沙特阿拉伯从幼儿开始的反犹太教育已经很不满，加上沙特有钱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炸弹自杀者家庭的经济照顾（只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民的自杀攻击，其家庭和子女几乎终身受益），都使犹太人对沙特耿耿于怀。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犹太人社区，包括新保守派里的重头人物，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但是，任何对沙特阿拉伯的手术，必然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涨价。因此在对沙特动作之前，控制世界第二大原油储藏国伊拉克，把其石油生产量从每日１５０万桶，提升至少三倍接近５００万桶，就可以防止沙特用石油战来对付美国。当时沙特差不多是每日出产７百多万桶，占欧佩克近３分之一，而油价被控制在２２美元之上。如果美国可以成功的控制伊拉克，并达到预期提高产量（伊拉克最高产油量曾超过４百万桶），就有可能把油价控制在１８美元以下，并可以承受沙特石油产出减半的影响。
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冲击。一是当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掀起了美国支持的私有化浪潮。对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早就垂涎已久的西方大油气公司个个摩拳擦掌，希望可以参与分蛋糕。但是固执的俄国人坚持其私有化必须由俄国私有企业进行，以保证政治势力可以顺利的把国有财产放入私人的口袋。当时美国对这一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石油价格偏低，使俄罗斯开采石油成本太高，再加上看死了俄罗斯资金不足，认为那些俄国公司迟早要向西方大公司求救而最终成为这些公司的俄国代理人。
所以在１９９８年俄罗斯政府破产时，居然很多俄国石油招标没有人出标（中国估计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在世界范围内扫货，当然那时可能中国也不像今天这样，外汇储备爆棚）。当时大家是小看了普京领头的这帮克格勃集团的能量。没有钱，这些克格勃集团就经营地下生意黄赌毒，那时俄国妓女充斥世界，再加上原苏联的军火库清货，终于让俄国人挣扎过来，守得云开见日出。
第二股冲击美国的势力是拉丁美洲美国后院的委内瑞拉在１９９９年出了个风云人物查維斯，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石油民族主义运动。本来在保证石油价格上，所有产油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美国，西欧和日本是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市场，美国就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令产油国家之间互相牵制，而导致不能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方案。通常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开战时，才可能看到阿拉伯人自己的一致限产行动，但非阿拉伯国家又不会跟进。但是在１９９９年期间，因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需求紧缩，导致了世界所有的产油国不得不在３月共同减产以稳定油价。而查韦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和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利益斗争，从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提升到了一个反西方殖民主义和经济掠夺主义的高度，得到了包括俄罗斯，伊朗，苏丹，甚至沙特的支持，使欧佩克的运作可以真正起到实效，从而使世界石油摆脱了西方的控制。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石油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市场，是这个石油民族主义可以成功的一大因素。
二十六
如果美国可以成功地控制和增加伊拉克的产油量，可想而知，世界油价将滑落，就会使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美国的对手，说话时没有那么嚣张。而且美国就可以对沙特施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特王室，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民选”亲美政府，并清扫瓦哈比势力，以及沙特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组织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支持（当然现在的哈马斯的支持更多来自于叙利亚和伊朗），为美国的中东重造计划扫清思想上的障碍。
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恶化在伊拉克战争后更为显著。一方面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大嘴巴议员们在新闻界大声疾呼，要求调查沙特的资金如何转入了恐怖分子的账户；另一方面是美国的911真相调查小组实际上在追踪沙特的资金流向。除了犹太裔的美国议员外，犹太人势力强大的地区，如纽约的市长朱尼安尼拒绝接受沙特王子阿萨德向911受难者高达1千万美元捐赠，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也是主要推动经济制裁中国的议员）直接要求彻查在美国的沙特投资和把沙特列上美国的种类繁杂的黑名单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面临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决定从美国撤出3千亿-4千亿的沙特资金。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的报复。而在美国的富裕中东裔人士，也开始发现在他们的住家附近开始频繁出现仿佛是水电公司修理车的客车。其实这些车上安装的是监听人们在家里对话和手提电话通话的仪器，由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恐专家24小时运作。当然，在“爱国法案”的授权下，全美国的固定电话和互联网都在情报部门的监视之下。这些惊恐的中东裔美国人，开始偷偷的在加拿大等国家买房买地，准备一旦情势不对，立即逃难。
沙特在美国的大幅撤资大致是起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高潮期之后。那时，美国借强大军事高科技，把阿拉伯人最后的一支军队摧毁，连容易头脑发热的伊朗人都在考虑如何和美国沟通，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伊朗要求有条件投降的降表，当然被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美国拒绝。于是伊朗人除了向莽撞但勇猛的朝鲜人学习赶紧加快核计划之外，只能偷偷的发展伊拉克什叶派的各派民兵以自保。而沙特就忙着支持伊拉克里被美国打得七零八落的逊尼派各派武装。这时候声讨沙特的呼声在美国达到高潮，应该是预料中事。
沙特从美国的撤资当然也为美国的赤字财政和巨额贸易逆差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为了应付这一挑战，美国国会快速地在2004年通过了一个“祖国投资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 简称HIA，将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利润拿回国内，而补偿沙特资金外逃的缺口。本来，美国的大公司在把海外利润汇回国时，要交付35%的税率，而在HIA法案下，如果资金在2005年底回国，就会享受5.25%的优惠税率。美国用了这个办法，总算是度过了一劫，
美国同沙特的关系恶化的最低点是在阿卜杜拉继承王位之前，大约是2005年五月底和六月初，美国国务卿赖斯和王储阿卜杜拉进行了几乎摊派的谈判。有关于这次谈判的细节从来没有公开，但可以预料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美国对沙特的要求当然是非常明确—要求沙特为美国新中东计划在宗教上和经济上背书，彻底限制瓦哈比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停止对伊拉克逊尼派反美游击队的财政支持。而沙特就要求美国停止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政变”，并停止在美国用调查911事件真相为名，打击沙特声誉。
谈判大概是不欢而散，因为赖斯这之后访问了埃及。她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公开要求在沙特阿拉伯进行民主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必须有一张更好的牌可以和美国对抗，而就像所有今天这个世界的国家一样，当他们不满美国压力，而希望找到一张王牌的话，他们就会遥望东方，大打“中国牌”。别说是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象加拿大这样的美国盟友，一旦与美国发生比如说木材贸易之内的经济纠纷，都会不自然的把中国牌打出来，扬言要把木材卖往中国而报复美国的高关税报复。
2008年6月8日星期日
大国游戏（之十二）
二十三
其实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后，成立的防震救灾指挥部，就具有很高的效能。通过总理和副总理的挂帅，由一个政府部门牵头，加上其他各相关部门，跨越军队，武警，公安，民政，外交，财政等等部门来处理一个相关的问题，避免了各部门的官僚习气，使行政效率大幅提高。
当然这个指挥部是应急而生，如果能因此产生出一个常规的架构，将对中国政府未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供有效的应对机制。
如果中国有心建立一个常规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首先要考虑不能在内政和外交上分野。其实中国新疆的内部事务，随时可以被有心人作为打击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的工具，而影响中国在全球的外交战略。而且敌对势力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操作，又随时可以影响中国内部的稳定。所以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沟通和协调机构，有利于帮助最高层提供及时和快速的决策。
中国在中亚的操作，应该由解放军兰州军区，新疆自治区政府，武警部队新疆总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外交部，贸易部，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央统战部，宗教民族事务局，中国伊斯兰协会等机构组成，由分管安全的副总理牵头。在中亚的战略应该以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为主，为中国产品寻找市场，为中国制造业寻找能源和原材料，同时令当地人民生活可以显著提高，在和中国的商贸关系中得到好处。
中国在阿富汗埃纳克铜矿的成功投资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光这个工程就可以提供１万个工作职位给当地的阿富汗人，使他们不需要从事鸦片种植加工业，可以放下武器，拿起工具。这样的投资，加上中国在当地对电力，水利，道路的建设，都为中国赢来“国家建设者”（Nation Builder）的声誉，相比于西方“国家破坏者”(Nation Destroyer)的名声。在提高阿富汗当地部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中国就应该加强和当地势力的军事和治安方面的合作，派出训练人员，帮助当地生活进入轨道，并合作清除想在中国有所作为的恐怖组织和分裂组织。
在其他中亚国家，中国需要发挥新疆的多民族优势，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作为对该地区发展经贸，政治，安全，宗教和外交的领军作用。这些少数民族精英可以出任大型投资的国有公司的中亚部门主管，也可以在政府支持下，作为私有企业的主管，在中亚国家发展亲中势力。
对于小的民族族群，如塔吉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需要从其他族裔中，如哈萨克，维吾尔，回，蒙古和汉等大族中培养熟悉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风俗的干部，来补充本民族的队伍。
但是中国政府更应该考虑不是只以经济和贸易一条腿的方式，而是应该考虑增加文化和宗教上的交流和合作。不要忘记中国多过两千万人口的伊斯兰教徒，比许多的穆斯林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如果不善于运用国家的这笔财富，而让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中掺沙子，用离间计，就太可惜了。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宗教背景，大部分的文化交流可能会在宗教范畴里。笔者认为如何将爱国的宗教领袖人士吸收进党内，运用他们在少数民族有信仰的群众中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与邻近国家的宗教领袖的交流，都会令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一个全面性的提升。如果中国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让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少数民族的真正生活现状，被附近的中亚国家以及所有伊斯兰国家了解，就不会给西方的离间计任何机会。
二十四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政策，还是以对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提供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为主,如何考虑吸收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是一个方案。当然中国还是不应该卷入巴基斯坦内部势力的争斗，但是必须明确地表明中国的底线，防止某些势力过于急功近利而太过亲美，从而在短期内损害中国的利益。尤其在美国对巴基斯坦政治的运作中，提供为巴基斯坦政军界解套和反击的招数，避免美国将巴基斯坦搞乱，中国不得不收拾残局的局面。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动作，还包括另一个目的。如果你看一下地图的话，就会发现“两条道路通罗马”。在通往中亚这块乐土有两条康庄大道，一条是巴基斯坦，而另一条就是伊朗。伊朗这条通道比巴基斯坦要理想得多。如果美国在巴基斯坦和中亚露出庐山真面目，就可能逼迫中国有所作为，使巴基斯坦不得不二择其一，向美国下逐客令。而伊朗不光为美国走中亚提供一条不受中国制约的通道，而且可以使美国打通中东，中亚，南亚和东欧，使美国势力控制世界能源中心，然后可以集中实力专攻北非和中非，把中国势力打出非洲。
可以说伊朗是美国这一盘棋的棋眼，但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进展不太顺利，因此在用兵伊朗上有力所不逮的苦处。如果光靠天上的狂轰滥炸，只能推迟伊朗的核计划，和打击伊朗作为一个地区强国的崛起，并不能帮助美国实现其“美国新世纪”控制世界能源的计划。而出兵占领伊朗，又不太现实。期待出现一个亲美的伊朗新政府而配合美国的政策似乎不太可能，因为美国对伊朗超过二十余年的外交和经济孤立，已经不再对伊朗内部有任何的实际影响力。
但是这并不派除美国对伊朗动武的机会。其中一个原因是以色列不能容忍一个对其有威胁而挑战其军事垄断地位的对手。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打击伊朗的现存军事和工业基础（甚至只是打击的威胁），都可能会造成一种危机，而导致伊朗内部分裂。而要令这一招行之有效，就必须考虑到切断中国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而减少美国的操作成本。
对俄罗斯，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大危胁，而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北约是另一招。如果俄罗斯需要交换利益，停止对伊朗支持是一个条件。当然，俄罗斯可以挑动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巴哈兹的独立运动而打击欧盟的油气管道，来调动美国同欧盟的矛盾。而在中国方面，台湾局势大变，虽然马英九本人很亲美，但是美国指挥台湾的能力已经受削弱，而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操作并不能动中国的根本，但如果导致巴基斯坦混乱，至少可以令中国对伊朗的援助中断。
其实中国也可以用“围魏救赵”的方法来应付美国的“声东击西”。那就是和俄罗斯合作，摆出一副经哈萨克斯坦过土库曼而支援伊朗的姿态，把美国注意力引开，使巴基斯坦能免受折腾。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帮助巴基斯坦解决其部落区的问题，避免任何势力干扰中巴交通线（或北约以打击这些势力为借口“误炸”中巴交通线）。在南部，则必须帮助巴基斯坦解决贝路齐问题，使中国到波斯湾的陆路可以畅通，为保障中国在中东（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和非洲（苏丹，安哥拉和刚果等）的利益不被损害。保证了巴基斯坦的稳定，就可以在解决伊朗问题上有所作为，防止美国势力独霸中东。
2008年6月4日星期三
大国游戏（之十一）
第三篇
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
-【元】萨都刺
二十一
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动作，说穿了就是为美国的中亚行动提供可靠的通道，同时堵死中国在西边的出路。这个政策的最大问题和永远不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根本不考虑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它要求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牺牲本身利益来确保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和中亚政策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又不顾巴基斯坦人的反对，拉拢印度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政策恰恰相反，是把中国的利益和巴基斯坦的利益摆到了一起。同中国的联盟，既让巴基斯坦强大以抵御印度从未放弃的蚕食计划，又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富裕起来。所以中国从来不需要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内斗中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不管谁上台，都会珍惜与中国的友谊和关系。
而美国就需要在各利益集团中寻找代理人，希望通过美国的强大军力和经援，令投机政客小利益团体得利，却牺牲巴基斯坦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美国的计划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
一．由媒体牵头，舆论造势，孤立打击目标。首先让人出书写文章，关于巴基斯坦军方如何乱用美国提供的数十亿援助。导致美国公众舆论压力和巴基斯坦普通人情绪。一边是美国人很恼火，你收了钱不干事，另一边是巴基斯坦人很恼火，你军方拿了钱，不和平民分赃。这一招是首先孤立你的打击目标。
二．由政治外围势力施压。然后由美国外围政治势力，如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发表声明，甚至通过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无约束力的法案。因为这些政治势力对具体政策没有决定权，但是比较容易公开发表意见。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美国动用了参加竞选的两党总统候选人，就未来可能发生的政策变化（如果巴基斯坦现在不就范的话），提出暗示。
三．由主要操作手出面，安排具体条件和要求。通常美国政府行政效率很高，根据情况的不同，由国务院，财政部和五角大楼其中的主管牵头。比如对朝鲜和伊朗进行的经济战由财政部负责，而巴基斯坦则由副国务卿连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商谈布托夫人的回国执政安排，以及和穆沙拉夫的分权和合作事宜。同时，美国负责中东，中亚，和南亚的中央战区司令部就配合与巴基斯坦军情部门的沟通和协商。
四．由美国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操作选举。在选举之前，美国“民间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公布了布托的人民党大胜的民意调查结果。该组织由美国政界的重头人物领军，主席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因，和很多美国前政府官员，现任国会议员，和大军火商老板。最近全世界各地美国比较“关心”的选举，该组织都会事先公布民调结果。当选举结果与此不合时，选举中的反对派就有明确的证据走上街头抗议执政党选举舞弊和选举不公。而在各选票站监督选举的“中立”的观察员（基本上来自北美和西欧），就可以提供选举舞弊的案例报告，从而证明选举的不合法。这种做法对选情接近的选举实效最大，比如说在乌克兰的选举最后以反对派上街到达了最终夺权的目的。
当然，有时候执政党的支持率太高，比如最近俄罗斯的选举，这一招就不太好使。但是并不排除美国指责俄国选举不公平。有时西方媒体会自打嘴巴，在选举结果公布前，大肆攻击选举不公，政府作弊。可是当结果宣布反对党得胜后，马上又改口说选举大致公正。津巴布韦的国会选举就是这种情况。
巴基斯坦的政治主要由布托家族的人民党和谢里夫家族的穆斯林联盟（谢派）掌控。谢派控制巴基斯坦中心旁遮普省，而布托控制辛德省。基本上民选政府由这两家轮流掌权，一旦他们做得不好，巴基斯坦军队就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并亲自执政。
二十二
本来，美国的安排是让布托夫人掌权，穆沙拉夫退役出任总统，然后在布托的领导下，对巴基斯坦军情系统改组，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但是大部分分析家认为，布托如果上台后，就会忘记她对美国做的承诺，基本上重复穆沙拉夫对美国虚与委蛇的态度。而且巴基斯坦军方也会对她阳逢阴违。加上她的先生扎达里是出了名的10%先生（指他在老婆当权期间，任何公共工程都要拿10%回扣），如果把军方逼急了，就会抓住政府官员贪污的把柄，再来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但是，布托夫人很快遇刺身亡，把美国计划彻底打乱。当时，上一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出名的新保守派里的极端鹰派波尔顿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建议美国不要再乱来，以免巴基斯坦局势彻底失控。布托死后，巴基斯坦选举基本呈胶着状态，靠人民党一党难成气候，必须联合谢里夫。而谢里夫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其政治倾向也比较亲宗教势力，是美国在巴基斯坦政治中一个大麻烦。而且，巴基斯坦其他的势力，如法官和律师等法律界人士，都会变成政治安排的变数。
总之，美国在巴基斯坦采取的是搅局的做法。在南部可以变相支持贝路齐，在北部可以直接借口打击塔利班，都可以扰乱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贸易活动。而当美国的势力站住脚后，就可以开始支持新疆的分裂运动。
本来以为在经历了四川大地震之后，美国人不会在奥运会之前搞事，但是看来大家对美国政客的人性估计太高。在5月22日，来自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案，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要求中国释放恐怖分子玉山江和从事分裂活动被判刑的热比亚的儿子，并将新疆的双语教育，维吾尔姑娘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致富等等，归结成种族迫害。从短期来说，这个法案是为了配合美军在喀喇昆仑山的行动，和鼓励维吾尔分裂分子在奥运会期间闹事；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新疆骚乱，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使中国忙于稳定内部，无力阻挡美国和西方对中亚的控制。
从行动效率来说，美国显然比中国要棋高一筹。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除了分工协作外，其外交行动主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大特点在于它的主管任命完全不受美国国会的限制，其操着可以跨部门而不受繁文琐节的牵制。加上政府关键部门的首脑都身处其中，例如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总参谋长，情报部门主管，安全部门主管，财政部长等等，使部门间的情报和信息交流畅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得意之作，就是尼克松任内，基辛格的中国政策转变。如果当时这个外交政策的变化，必须通过正常行政部门的话，估计早就造成美国政局动荡。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清朝于1729年（雍正7年）设立的军机处，几乎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在处理西北军务上，快速敏捷，行动得当，是西北军事胜利的一大原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其只做统筹和决策，但不负责具体实施。具体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则由各统管部门的主管领军，而其他部门配合。牵连经济制裁有财政部，外交斡旋有国务院，军事恐吓有五角大楼，破坏渗透有中情局和战区特种部队指挥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当然，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美国政府很大的功能在于管理世界而不是内政，所以它的功能建构和实际经验都很强，如果中国要想在外来玩大国游戏，虚心向美国学习，是不可避免。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媒体的良性互动。讲究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配合美国政府上面，往往担当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对巴基斯坦的发难，就是以“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为题而揭幕的。该文谈到了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危险性，建议美国出兵控制核武，为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之政府行为，预设好民意的认同框架。美国的媒体运作是通过各种基金会支持的思想库，以及各大学的研究项目养活的研究人员在媒体上提供“专家”意见，来控制民众对议题的理解。当这些拿着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却挂着大学教授之类似乎很中立，很有学问的牌子，民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灌输。而这些观点由从“非政府”的新闻媒体出来，那就显得更是那么回事。一旦当政府“接受”这些专家的建议，那么这个政府行为就是很理性了。
中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经验要学，很多功夫要做。当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条件。中国香港的媒体就比内地的媒体，对西方读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而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大学和研究所做教授发表的观点，也比较让西方人士听起来，是那么回事。
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
-【元】萨都刺
二十一
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动作，说穿了就是为美国的中亚行动提供可靠的通道，同时堵死中国在西边的出路。这个政策的最大问题和永远不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根本不考虑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它要求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牺牲本身利益来确保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和中亚政策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又不顾巴基斯坦人的反对，拉拢印度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政策恰恰相反，是把中国的利益和巴基斯坦的利益摆到了一起。同中国的联盟，既让巴基斯坦强大以抵御印度从未放弃的蚕食计划，又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富裕起来。所以中国从来不需要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内斗中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不管谁上台，都会珍惜与中国的友谊和关系。
而美国就需要在各利益集团中寻找代理人，希望通过美国的强大军力和经援，令投机政客小利益团体得利，却牺牲巴基斯坦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美国的计划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
一．由媒体牵头，舆论造势，孤立打击目标。首先让人出书写文章，关于巴基斯坦军方如何乱用美国提供的数十亿援助。导致美国公众舆论压力和巴基斯坦普通人情绪。一边是美国人很恼火，你收了钱不干事，另一边是巴基斯坦人很恼火，你军方拿了钱，不和平民分赃。这一招是首先孤立你的打击目标。
二．由政治外围势力施压。然后由美国外围政治势力，如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发表声明，甚至通过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无约束力的法案。因为这些政治势力对具体政策没有决定权，但是比较容易公开发表意见。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美国动用了参加竞选的两党总统候选人，就未来可能发生的政策变化（如果巴基斯坦现在不就范的话），提出暗示。
三．由主要操作手出面，安排具体条件和要求。通常美国政府行政效率很高，根据情况的不同，由国务院，财政部和五角大楼其中的主管牵头。比如对朝鲜和伊朗进行的经济战由财政部负责，而巴基斯坦则由副国务卿连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商谈布托夫人的回国执政安排，以及和穆沙拉夫的分权和合作事宜。同时，美国负责中东，中亚，和南亚的中央战区司令部就配合与巴基斯坦军情部门的沟通和协商。
四．由美国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操作选举。在选举之前，美国“民间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公布了布托的人民党大胜的民意调查结果。该组织由美国政界的重头人物领军，主席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因，和很多美国前政府官员，现任国会议员，和大军火商老板。最近全世界各地美国比较“关心”的选举，该组织都会事先公布民调结果。当选举结果与此不合时，选举中的反对派就有明确的证据走上街头抗议执政党选举舞弊和选举不公。而在各选票站监督选举的“中立”的观察员（基本上来自北美和西欧），就可以提供选举舞弊的案例报告，从而证明选举的不合法。这种做法对选情接近的选举实效最大，比如说在乌克兰的选举最后以反对派上街到达了最终夺权的目的。
当然，有时候执政党的支持率太高，比如最近俄罗斯的选举，这一招就不太好使。但是并不排除美国指责俄国选举不公平。有时西方媒体会自打嘴巴，在选举结果公布前，大肆攻击选举不公，政府作弊。可是当结果宣布反对党得胜后，马上又改口说选举大致公正。津巴布韦的国会选举就是这种情况。
巴基斯坦的政治主要由布托家族的人民党和谢里夫家族的穆斯林联盟（谢派）掌控。谢派控制巴基斯坦中心旁遮普省，而布托控制辛德省。基本上民选政府由这两家轮流掌权，一旦他们做得不好，巴基斯坦军队就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并亲自执政。
二十二
本来，美国的安排是让布托夫人掌权，穆沙拉夫退役出任总统，然后在布托的领导下，对巴基斯坦军情系统改组，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但是大部分分析家认为，布托如果上台后，就会忘记她对美国做的承诺，基本上重复穆沙拉夫对美国虚与委蛇的态度。而且巴基斯坦军方也会对她阳逢阴违。加上她的先生扎达里是出了名的10%先生（指他在老婆当权期间，任何公共工程都要拿10%回扣），如果把军方逼急了，就会抓住政府官员贪污的把柄，再来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但是，布托夫人很快遇刺身亡，把美国计划彻底打乱。当时，上一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出名的新保守派里的极端鹰派波尔顿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建议美国不要再乱来，以免巴基斯坦局势彻底失控。布托死后，巴基斯坦选举基本呈胶着状态，靠人民党一党难成气候，必须联合谢里夫。而谢里夫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其政治倾向也比较亲宗教势力，是美国在巴基斯坦政治中一个大麻烦。而且，巴基斯坦其他的势力，如法官和律师等法律界人士，都会变成政治安排的变数。
总之，美国在巴基斯坦采取的是搅局的做法。在南部可以变相支持贝路齐，在北部可以直接借口打击塔利班，都可以扰乱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贸易活动。而当美国的势力站住脚后，就可以开始支持新疆的分裂运动。
本来以为在经历了四川大地震之后，美国人不会在奥运会之前搞事，但是看来大家对美国政客的人性估计太高。在5月22日，来自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案，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要求中国释放恐怖分子玉山江和从事分裂活动被判刑的热比亚的儿子，并将新疆的双语教育，维吾尔姑娘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致富等等，归结成种族迫害。从短期来说，这个法案是为了配合美军在喀喇昆仑山的行动，和鼓励维吾尔分裂分子在奥运会期间闹事；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新疆骚乱，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使中国忙于稳定内部，无力阻挡美国和西方对中亚的控制。
从行动效率来说，美国显然比中国要棋高一筹。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除了分工协作外，其外交行动主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大特点在于它的主管任命完全不受美国国会的限制，其操着可以跨部门而不受繁文琐节的牵制。加上政府关键部门的首脑都身处其中，例如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总参谋长，情报部门主管，安全部门主管，财政部长等等，使部门间的情报和信息交流畅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得意之作，就是尼克松任内，基辛格的中国政策转变。如果当时这个外交政策的变化，必须通过正常行政部门的话，估计早就造成美国政局动荡。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清朝于1729年（雍正7年）设立的军机处，几乎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在处理西北军务上，快速敏捷，行动得当，是西北军事胜利的一大原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其只做统筹和决策，但不负责具体实施。具体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则由各统管部门的主管领军，而其他部门配合。牵连经济制裁有财政部，外交斡旋有国务院，军事恐吓有五角大楼，破坏渗透有中情局和战区特种部队指挥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当然，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美国政府很大的功能在于管理世界而不是内政，所以它的功能建构和实际经验都很强，如果中国要想在外来玩大国游戏，虚心向美国学习，是不可避免。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媒体的良性互动。讲究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配合美国政府上面，往往担当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对巴基斯坦的发难，就是以“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为题而揭幕的。该文谈到了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危险性，建议美国出兵控制核武，为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之政府行为，预设好民意的认同框架。美国的媒体运作是通过各种基金会支持的思想库，以及各大学的研究项目养活的研究人员在媒体上提供“专家”意见，来控制民众对议题的理解。当这些拿着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却挂着大学教授之类似乎很中立，很有学问的牌子，民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灌输。而这些观点由从“非政府”的新闻媒体出来，那就显得更是那么回事。一旦当政府“接受”这些专家的建议，那么这个政府行为就是很理性了。
中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经验要学，很多功夫要做。当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条件。中国香港的媒体就比内地的媒体，对西方读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而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大学和研究所做教授发表的观点，也比较让西方人士听起来，是那么回事。
2008年6月2日星期一
久违的江南
那天，看了我哥哥关于江南的记忆后，忽然一股淡淡的乡愁从心底里爬了出来。它好像一条沉睡多年冬眠的懒蛇，阴阴沉沉的在荡漾的春日下，探出个丑陋的头。令我一颗死水般平静的心情，禁不住翻起了几丝波澜。
记得年少的我，最喜欢在“穿衣欲滴杏花雨”的时节，漫无目的在江南的乡村里游荡。那时，总是在村口和田间，擦肩而过几位纯纯而土土的村姑。她们红扑扑健康的脸庞，完全有违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笔下那些纤纤细细，温柔如水的江南女儿。村姑们穿着打着补丁的蓝衫，黑色的裤子，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插在鬓边，那浓浓的香味和青春的体味，肆无忌惮的扑鼻而来，和着她们侬侬吴语的歌声，走出了好远仍让人不禁回首。
当然，我那个年纪，还未到男性荷尔蒙沧海横流的时候，所以难以体会戴望舒之流的伤春人士，哀哀怨怨地在深深的雨巷里，打着把油纸伞，无聊病态地徘徊，想碰到那位象丁香花一样幽怨的姑娘。
那时的我，年少气盛，自以为是，恃才傲物和趾高气扬。虽不是出生在江东，却染上了江东子弟的豪爽之气，大概可以用二十年后自嘲的一首诗来描述：
最是江南少年郎，
暮春烟雨独倘佯
浮云一片梳豪气
桃花数朵酿文章
才拙大言笑管乐
学浅低眼抛苏黄
二十年觉汗梦冷
拗口击节唱沧浪
管乐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和乐毅。管仲身为春秋五霸齐恒公小白的丞相，倡导“尊王攘夷”，保证了中原国家的集体安全。乐毅为战国燕国名将，对付强大的齐国，以弱胜强，连下７０余城。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可惜是五丈原而逝，无所建树。
苏黄则是指宋代名家苏东坡和黄庭坚。二人诗词文章书法都是难得的大家，但政治上守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
以我当时小小年纪，居然如此轻看古人，直是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二十年后，为此汗颜，也不为过。
而唱沧浪，指自春秋开始流行的大众通俗金榜名曲沧浪歌。
战国楚人屈原被流放，遇一渔父。渔父问：“这不是三闾大夫吗？这么落得如此田地？”屈原叹道：“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这个下场了。”
渔父劝到：“明白人都会变通。大家都浊，你就和他们一起和稀泥。大家都醉，你就和他们一起开怀好了。这么故作高深干嘛？”
屈原回答：“我听说，洗了头，至少也要弹弹帽子。洗完澡，至少也要抖抖衣服。跟这帮人混在一起，宁可跳进湘江喂鱼。这么洁白，怎能被这个俗世染尘？”
渔父莞尔一笑，走了。唱起了沧浪歌：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樱。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后来，屈原没有食言，果然跳汨罗江而死。
突然想到，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了。不知汨罗江江水，今年是浊兮，还是清兮？
2008年6月1日星期日
大国游戏（之十）
十九
这场宣传战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把伊斯兰极端势力沸腾的热血，用导引的方法，流向东边。
本来活跃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其主要目标是英国。如果通过宣传中国如何迫害穆斯林，再加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恐怖分子参加其他的穆斯林的圣战建立起生死的战斗情谊，比如说有些人参与了当年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俄罗斯的车臣，甚至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的战争，就会获得其他圣战分子的同情。宣传战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四两拨千斤，让这些恐怖主义的洪水猛兽，来对付中国人。
其实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已经和东突恐怖分子交过手，并吃过亏。曾有传言，中国新疆的特种部队曾经为救援受困的美军小部队，而同美国协同作战。在美国同意把东突恐怖组织列上美国黑名单上后，美军还在关塔纳摩监狱里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以便中国情报部门的审讯人员可以容易些问出情报。
如果美国和西方的战略目标是彻底清除恐怖势力，就应该始终如一的和中国合作，共同创建出一个和平的世界次序，而不是根据自私的目的，把恐怖分子当作一种损人利己的工具。对自己的利益不利，就是恐怖分子；对他人的利益不利，同一帮人就成了自由战士。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歼狼术就变成了赶狼术，只要恐怖分子被赶过来，北约军队就停止追击。而中巴军队也是将其赶过去对付北约而已。
在这个抹黑中国的宣传战入最佳境时，英国媒体“适当”的披露一条消息，关于穆沙拉夫将巴基斯坦军队捉拿的维吾尔“自由战士”递解到中国处决的内幕新闻。这一下激怒了巴基斯坦的极端分子，于是引发了轰动全球的红色清真寺事件。
红色清真寺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颇有影响的宗教基地，曾为阿富汗抵抗苏联的圣战和克什米尔的反印斗争提供了大批敢死勇士而立下汗马功劳，也是巴基斯坦达官贵人常去崇拜的场所。但是，近年该寺与极端派越走越近，而且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和美国的合作，开始有不小的分歧。只不过这些分歧更多的表现在清真寺的少男少女学生们，在街上跑来跑去，做些道德警察的无聊事，但这一次，开始有人把中国人作为攻击目标，绑架了几位在伊斯兰堡工作的中国公民，制造出一个国际事件。
在绑架中国人之前，道德学生们骚扰商店，扣押警察，但是都基本上在警方的克制下和劝告下，和平解决。一旦牵连到中国人，巴基斯坦政府开始坐不住了。穆沙拉夫和巴基斯坦总理亲自听取每分钟的汇报，中国驻巴大使并向胡锦涛主席多次汇报谈判进展。而巴基斯坦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和宗教领袖都竞相出场，最终说服了清真寺释放了人质。
二十
但是，这个事件给了巴基斯坦政府非常大的难堪，所以在派高官去北京对中国领导人表示道歉之外，巴基斯坦决心在这件事情上划出一条底线：即不允许任何巴基斯坦内部势力的争斗中，把中国利益当作目标。与中国的友谊，这一高于巴基斯坦各派利益，与巴基斯坦国本相关的外交关系，列为禁区而不许有人越雷池一步。
据未公开的消息，提议绑架中国人的学生中，不排除有维吾尔族恐怖分子潜藏其中，本来是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恐怖活动做准备，趁此机会攻击中国目标。因此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将清真寺包围，直至极端分子放下武器，全部投降。可是在这个关头，极端分子在普沙瓦杀死了三名中国商人，让穆沙拉夫怒不可遏。于是他下令对红色清真寺发起强攻，将顽抗的武装分子彻底铲平，使数百甚至上千的极端分子送命。
巴基斯坦这一强硬的做法，令西方非常的不快。因为每次当美国催促巴基斯坦军方对部落区的塔利班势力动真格的时候，巴基斯坦总是找出种种借口，推三拉四而敷衍了事。看来，巴基斯坦不是没有决心对极端分子大开杀戒，而是要看极端分子对付谁。如果对付的是西方，巴基斯坦政府就会嘴上说说，而没有真正动静。但极端分子如果敢向中国开刀，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一定让冒犯者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你看一下穆沙拉夫宣布戒严令的演讲，就可以了解这个不争的事实。穆沙拉夫用英语发表讲话针对西方听众后，用巴基斯坦的乌尔多语对本国听众宣布，基于极端分子对巴基斯坦最亲密的中国朋友的无耻行为，不光令国家蒙羞，还令他个人感到羞愧，不得不向中国朋友道歉。
这在从来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人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一个在巴基斯坦进行颜色革命的方案于是开始酝酿。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扶持一个更加亲美的巴基斯坦政权，以平衡和遏制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这个政权必须让美国可以做到：
一． 允许美军在巴基斯坦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目前美国的行动基本上是定点式暗杀轰炸，针对塔利班的领导阶层。如果美国可以随意用兵，不光可以选择时间打击塔利班，还可以以此为幌子，扰乱中巴的交通要道喀喇昆仑山公路。
二． 允许美国控制和“看守“巴基斯坦的核武设施。如果美国在部落区进行军事行动，可以预想到塔利班不得不向南部避其锋芒，而试图攻击美国从卡拉奇到普萨瓦的军队补给线，把恐怖战斗带进巴基斯坦的心脏地带。美国可以用局势严峻，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可能会落入阿凯达手中为借口，出兵巴基斯坦，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拿到手中。
三． 允许美国直接控制巴基斯坦核子弹之父卡迪尔汗。如果美国控制了巴基斯坦的核子武器，就可以很快发现汗和朝鲜和伊朗的关系，证明他的核扩散行为不是私人的行为，而是巴基斯坦政府的行为。经过这一证明，国际社会就会同意，巴基斯坦政府不是一个大家可以相信的政府。为国际安全着想，联合国就可以委托美国来托管巴基斯坦的核子武器。而且如果巴基斯坦合作的话，美国还可以作中介，促成巴基斯坦和印度签署一个互不使用核武器条约。那样，巴基斯坦就不再需要核武器，可以被销毁。美国则可以为巴基斯坦提供核保护伞。
四． 要让以上成为可能，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部门必须改组，变成一个愿意和恐怖分子战斗的组织（当然亲美而非亲中）。美国找到的代理人是当时流落海外的人民党领袖布托女士。她看到有机可乘，立即在美国发表美国人愿意听的所有承诺，把每张空头支票都开出来，至于这些支票会不会兑现，笔者和许多行家都表示怀疑。可惜的是，布托女士出师未捷身先死，在第二次针对她的暗杀活动中死于非命，把美国的颜色革命计划彻底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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