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之九）

十七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重要性，除了牵制印度，提供替代的能源和产品通道，杜绝疆独恐怖分子的发展之外，还可以作为中国的伙伴，增加中国和中东以及北非的伊斯兰世界的紧密关系。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中巴的石油气管道可以顺利畅通，通过喀喇昆仑山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可以建成，中国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和天然气都可以从这里进来。那么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就只需要从靠近海岸的瓜达港和苏丹港之间提供保护。

如果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海军军舰出现在这些地方，也许北美和欧洲的某些人就会集体心脏病发作。但是，如果中国可以保持低姿态，让一定实力的巴基斯坦海军担任这个巡航任务，估计来自西方的噪音也许没有这么大，而与巴基斯坦关系极好的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穆斯林国家，都不会对“自己”的海军有异议。也许，中国与巴基斯坦在海军方面的合作，不光是由中国军舰厂商装备巴基斯坦海军，而且还应该包括人员的互派，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军舰可以挂巴基斯坦国旗进行必要的巡航任务。

当然聪明的美国人不会看不到这些发展。瓜达港和贸易能源通道也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其所在的贝路齐斯坦省有少数当地民族分离分子，对巴基斯坦政府不满，而进行的恐怖活动。而美国在巴基斯坦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阻扰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增大和制造对这一能源贸易通道的不安全因素。

贝路齐斯坦的问题，和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问题一样，都是英国人整出来的。英国为了和俄国对抗，扩大在印度的地盘，于1839-1842年，发动了对阿富汗的第一次侵略战争。在很快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扶持傀儡政权两年多后，英军不得不连同所有的支持者，在阿富汗反英力量的打击下，向印度撤退。当时英军是第44步兵团（后来重组参加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营（大约500人）加上印度兵（大约4000人）共4500人，和随军的家属以及其他平民，包括妇孺10000多人，总数为14000-16000，在撤退中，遭到了阿富汗部落的攻击，最后少于40人生还印度。英国人中只有一个叫贝登的军医侥幸逃生到加拉巴巴。他其实已经受伤，但阿富汗人决定放他一条生路作为信使，告诉英国政府不要再干涉阿富汗。

但如果就此罢休，那就不是英国人。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从来没有放弃杀回阿富汗的努力，终于在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后占领了阿富汗全境。然后英国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就是迫使阿富汗政府接受边界划分，既不考虑地形情况和民族分布，把帕西通民族划分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而且把贝路齐民族分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个国家。

对贝路齐这个游牧民族，本来是习惯于随水草而迁而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被人这么一分，当然不是太满意，所有一直就有分裂运动。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除了打击武装分裂分子，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外，提高贝路齐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减弱部落头人的影响力，都是政策考量。而瓜达港和连接卡拉奇的马卡然沿海高速公路的建设，事实上都起到了一些效应。

对美国而言，在伊朗境内的贝路齐分裂运动，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是对巴基斯坦，就要慎重一些，免得影响了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当然，如果美国能在其中找到专门攻击中国利益的代理人，那才是最需要的安排。所以计划首选就是借重印度军情部门在阿富汗帮助支持恐怖组织“贝路齐人民解放军”而美国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但就直接介入伊朗的贝路齐分裂运动）。

十八

这一轮的贝路齐分裂运动是在布格提的领导下，对巴基斯坦的瓜达港的最后完工进行恐怖攻击，而恐怖分子运用的武器装备颇为先进。在攻击巴基斯坦军警的同时，也针对了中国公民，主要是参与建设的中国工程人员，进行攻击。令人寻味的是，所有号称对中国公民的攻击都算到了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的头上，但却没有任何组织为此宣布负责。

巴基斯坦军队对此作出了很快的反应，在2006年8月，成功的将布格提猎杀，基本上清扫了他的恐怖势力。由于很难寻找到合适的替代人，美国不得不启动Ｂ计划。

在美军关塔纳摩监狱的阿凯达和塔利班重犯中，有一个人叫马素德，在同美军作战时被俘。经过了至少两年的监禁生活后，美国决定他不再是对美国有危险的人物，放虎归山。马素德具体释放的日期并不清楚，所以难以判断是在布格提死之前还是之后。按照美国舆论界的说法是，马素德坐了两年的牢，然后美国政府错误的认为他不再坚持恐怖主义，所以人道地放了他。但是按照巴基斯坦的消息，他其实在关塔纳摩呆了五年，是布格提死后释放的。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虽然马素德声称他的组织是反美的，但从来没有对美国目标进行任何攻击，反而很快的绑架了两名中国工程师，其中一人在巴基斯坦军队的救援行动中死亡。巴基斯坦军方，同样对其进行了快而狠的打击，马素德本人在贝路齐斯坦和他的美印情报人员在2007年7月，被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一锅端。

如果用中国的传统权谋术语命名的话，这一招应该叫做“敲山震虎”，用小股美国可以控制的影子组织，隐藏在大股分裂势力的乌合之众中，采取极度低姿态的做法，对中巴的合作项目进行骚扰。通常的分裂组织和其他为意识形态而战的恐怖组织，通常是采取高姿态的做法，又发宣言，又上电视，唯恐天下不知道他们的厉害。而所有针对中国人的袭击，完全是悄无声息。

那么下一招就是“借刀杀人”。大约在2007年中，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开始了一场媒体宣传战，开始在电视上对中国进行抹黑，宣扬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进行灭绝政策。这场宣传战的目的是多重的，其中一个是为了在加拿大，英国和澳洲为接收关塔纳摩仍关押的２０余名维吾尔族的圣战分子作准备。美国曾在全世界推销这些恐怖分子，但被多数国家拒绝，只有４名情节较轻的被阿尔巴尼亚接受（看在美国造成科索沃独立份上），但被严格限制行动自由，如同坐牢。在美国，则有号称政治独立的公共电视台（ＰＢＳ）制作了一个专题，由一位华裔年轻女记者Serene Fang施展全身解数，尽力误导对新疆一无所知的美国民众。

其中一个场面是方记者问一个汉族的没文化的男司机，有没有考虑娶个维吾尔族太太。这个司机说不会，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不同，结婚后不能吃大肉（猪肉）。然后，在被问到为什么维吾尔族不吃猪肉，这个笨头笨脑的司机说，据说猪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各民族之间不排除存在很多带有偏见的传闻，甚至有的人还有歧视其他民族的坏现象，但是方女士的导读方法却是万分恶毒。听完这个司机的见解，她马上面对镜头说，这种歧视维吾尔人的态度，其实是所有中国人（要记住，西方媒体的中国人只是汉族中国人，所有非汉族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他们的居住地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非法占领的殖民地）的态度。

看了这个节目，估计西方的观众会很讨厌中国人，而开始同情那些关塔纳摩的自由战士。而且从这位华裔的记者口里说出来，估计公信力会更高。有些美国的穆斯林看到这里，就开始签名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了。看来中国的媒体在学习美国同行的本事上，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另外一个场景更有趣，为了显示“中国人”如何打压维吾尔人的正义反抗，这个节目用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公审大会。其实ＰＢＳ用了新疆电视台播出的一个新闻片段，关于乌鲁木齐审判一个贩毒集团的新闻。那个贩毒集团成员是跨民族的，但为了传递这是一个政治犯被审判的信息，所有汉族罪犯的镜头被删除，只留下看起来不像“中国人”的罪犯镜头。不过可笑的是，在审判台上大声宣判的法官却是个维吾尔族，说明编造水平还有待提高。

当时笔者把这些细节指出来，有人还认为西方媒体不至于这样没有道德。估计在看完西方媒体对西藏暴乱胡编乱造的无耻行径之后，大家都不会再感到不可思议。

大国游戏（之八）

十五

那么美国在这个军事基地驻了大约一千兵马，到底会对中国有多大威胁呢？其实威胁并不大，如果真的中美开战，这点人马连填牙缝都不够，可能在开战的头几个钟头，就会被驻扎在比希坎的中俄快速反应部队清理掉。就算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一万三千军队算上，都不是什么大数目。
但是，在和平情况下，军队的驻扎不光可以显示军力，而且可以影响和加强当地的亲美势力，使当地政府的政策可以受美国影响。
但是美国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的部署，有一个极大的缺陷。就是这些国家全是内陆国家，美国必须从其他国家借道，才能在紧急情况下，对其有限的兵力进行支援。现在美国是通过巴基斯坦为美军和北约盟军提供通道和后勤支援，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巴基斯坦是中国最重要的兄弟和盟友，一旦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为开始针对中国，巴基斯坦就会毫不犹豫，限制美军在阿富汗的人数，甚至不惜切断美军的运输线。
虽然巴基斯坦的主要敌人是印度，希望和美国和中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如果必须在中美冲突中作一个选择的话，巴基斯坦一定会选择中国。加上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同巴基斯坦的地缘利益相冲突，并将战火引入了其部落区，巴基斯坦的民意中已经把美军在阿富汗和在中亚的行动看作对巴基斯坦利益的第一和第二负面因素，而巴基斯坦人恨之入骨的印度退居第三位。
美国在巴基斯坦人的心目中是个靠不住的朋友，需要利用你的时候，就热情无比，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把你踢开。巴基斯坦在历史上已经吃过两脚。一是在利用巴基斯坦培训和支持阿富汗游击战士反抗苏联后，就把贡献很大的巴基斯坦晾在一边；二是对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进行制裁，而不考虑巴基斯坦在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没有选择。加上现在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政策只是考虑巴基斯坦如何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而不考虑巴基斯坦自身的战略和地缘利益。所以在对美国的配合方面，巴基斯坦在如何打击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同情势力，基本上是半推半就，敷衍了事。
相比而言，中国却是巴基斯坦的全天候伙伴，对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一直都采取支持态度。在中巴关系中，除了军事和国防上的合作对印度具有平衡作用外，得到中国的支持同样使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中成为最强并拥有核武的大国，增加了其在伊斯兰国际组织中的话事权。
在中巴合作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瓜达港的建设。瓜达港以及接通卡拉奇的沿海高速公路，为巴基斯坦海军提供了可贵的战略深度，防止了印度在海上对巴基斯坦的封锁。而这个在波斯湾口的港口，在军事上可以起到监视波斯湾海上交通的作用，在商贸上，则可以成为中国的海外物资集散地，将中国需要的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送进，把中国的制成品输出到中亚，中东和非洲。

十六

瓜达港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使中国的能源进口可以躲过马六甲这个瓶颈。现在大约超过80%的中国进口石油必须从马六甲海峡通过。如果不算在印度洋里的海盗的话，航运安全在入口处基本在印度海军的监控下，而出口处基本上被美国海军控制。一旦有地区冲突发生，缺乏远洋舰队的中国，就必须考虑运输线的安全问题。
美国反恐战后，曾通过新加坡提议由美国海军巡航马六甲海峡。这个提议遭到了中国的反对，并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提议，由新马印尼三方共同负责海峡的安全。因此瓜达港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非常重要，开通瓜达到新疆的输油和输气管道，可以同来自哈萨克等国的管道汇集，加上新疆自身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将把新疆打造成中国的能源工业基地。同时，除了能源的东来，新疆又可以将中国东部制造业的产品西送，成为中亚和中东的主要消费品集散和生产地。这才能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起到真正的助力。
但是现在的西部开发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新疆的“西气东送”（和贵州的“西电东送”一样），还是主要以服务东部为主。由于本身的技术含量太高，要求的专业人员往往是西部当地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居民缺乏的技能，不得不从东部人才市场引进。这就形成了西部开发的成果，似乎没有让少数民族享受到。即使增加天然资源开发分红比例，让当地留成的利润可以投入少数民族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和教育，但是还是不足以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给职业水平低和贫穷的少数民族农民群众，给别有用心的海外反华势力，如西方人权组织和疆独分子提供口实。
其实，我们应该吸取东部的发展经验。在东部沿海形成的大规模的制造业，为中西部的农村剩余人口提供了大量的低中工资的工作机会，令数亿农民摆脱贫困。新疆各级政府尝试了劳务女工输出的方法，送出了一定量的维吾尔农村姑娘到沿海的天津，山东，浙江和广东工作。这些女工一个月的工资有时可能就是贫困家庭一年的收入，为少数民族的脱贫起了好的作用。但是考虑到生活方式的不同和地理上的不便，中国应该考虑在新疆如乌鲁木齐，伊宁或喀什等地建立类似东部沿海的加工业专门面对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和东欧市场。这样可以节省来自西部和从中亚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向东部的输送的成本浪费，又可以节省将东部制成品向以上市场出口的运输成本。最主要的是可以为当地的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在保证当地人民就业的情况下，还可以吸收其他西北省份，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的剩余劳动力。
当然要使这个方案成功，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必须先行，才可以重振这个古代被誉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桥。
考虑到目前几乎所有的中东商人都活跃在浙江，而非洲商人都活跃在广东，可以看出这个方案有很大的潜力。当然任何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的社会局势，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对中国新疆的稳定，以及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进而使恐怖主义失去市场，对两国都是得益非浅。

大国游戏(之七）

十三

而在东边，就可以威慑中国，一方面完成对中国西侧的战略性包围，另一方面可以据此为基地，支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在中国西部造成乱局。中国现在需要的石油进口可能已经到２亿吨一年，占总用油量的４成，预计到2020年可能增加到５亿吨。现在哈萨克斯坦探明的储油量大约为50亿吨，可以为中国减低对中东和非洲石油通过海上运输，而造成的马六甲瓶颈的能源风险。
因此，为了应对因为苏联解体而造成的力量转换，在中亚地区，各国政府开始了进行各国之间的合作，以面对军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在2002年，由中国领头，俄罗斯参与，包括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保证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得到保障。
但是，对四小斯坦而言，他们并不介意其他大国的介入，并从中以各大国作为互相平衡，以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所以当美国决心挥军阿富汗，并获得中国的强烈支持（一方面中国可以摆脱美国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反恐合作中铲除东突厥斯坦运动恐怖组织），因此在对巴基斯坦威逼利诱之下，借道入侵阿富汗。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规模并不大，除了天上的狂轰滥炸外，地上的行动全由北方联盟的军阀进行。因此，本拉登能够在托拉波拉脱身，并不令人惊奇。但是美国为了支持阿富汗战争，迅速的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卡石坎巴拉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马拉斯建立空军基地，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重大战略威胁。
于是有人认为美国对消灭塔利班和活捉本拉登并不是真的有兴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正的战略意图在于控制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和在中亚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以对可能的大国挑战者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进行战略遏制。
提到印度，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印度和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关系。我们只谈到了美国试图对俄中印（至少印度还是一个潜在的目标）的大迂回包围，但是也要看到印度对中国的恐惧。中国同印度北面的国家尼泊尔和不丹交好（这两个国家都担心印度象吃掉锡金一样吞掉他们），使驻扎在喜马拉雅山巅的中国军队对印度具有压顶之势。而中国同缅甸，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印度支持泰米尔反政府游击队）的友好关系，加上印度非法占领的南藏，和阿萨姆附近几个州从未平息的武装独立游击战争，都使新德里的战略家们心惊肉跳。而在西面的巴基斯坦，恐怕是中国最亲密的兄弟国家，几乎对印度形成合围之势。所以当中国势力进入中亚，尤其是阿富汗，印度人立即就会心脏病发作。

十四

巴基斯坦在和印度的对抗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地缘弱点，就是缺乏战略深度。这就是为什么巴基斯坦希望与其友善的塔利班在阿富汗当权的一大原因。但是由于美国威胁要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加上中国的劝告，只好让美国借道收拾塔利班。
美国对付塔利班还有一个商业的原因。美国的石油公司尤尼科（中国中海油购买不成功，后被雪佛兰收购）曾与土库曼签订合约铺设油气管道，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将能源输送入印度。这样不光使美国在印度经济起飞中得益，而且可以通过开关闸门的方法，令印度受制于美国全球外交政策。
当时尤尼科请了几位顾问。一位是卡里扎德，美国新保守派的主要人物，阿富汗裔，美国布什政府的中亚和中东事务的主要智囊。卡里扎德曾游说塔利班支持这条油气管道的建设，但是不得而终。另一位则是阿富汗人卡兹。所有当美国推翻了塔利班后，卡兹就成了阿富汗新政府的总统，而卡里扎德就成了他的太上皇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后来卡里扎德出任伊拉克大使，现在则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是试图在巴基斯坦颜色革命的主要策划人）。当然，油气管道协议很快就出结果，唯一的问题就是塔利班残余势力无法清除，使这一工程一拖再拖，直到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出手，买下了土库曼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美国要在中亚长期驻军，当然会引起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于是在2005年，以上合组织的名义，中俄要求美国自中亚撤出军事基地，理由是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并且美国的主战兵力已经在伊拉克开打了好一阵了。美国拒绝了这个要求，声称自有在阿富汗局势彻底稳定后，美国才会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所有的明眼人都知道，这个两个基地和阿富汗根本扯不上关系。但是如果美国希望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些基地，就必须在这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于是就像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4月进行了郁金香粉色革命。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得坚的造反却以失败告终，于是美国和欧盟施加压力要求联合国介入进行中立的调查，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将美军赶出了其领土。
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基地得以保留，不光是颜色革命得以成功，还因为该国太穷，美国一年的租金就是5千万美元，在加上其他援助1千万，对这个5百万人口的穷国是不少钱。所以，不敢得罪中国和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一方面参加上合组织对美国撤军的呼吁，希望能以此对美国涨租，另一方面又在美军基地旁划出地来，请求中国和俄罗斯租为军事基地，他们可以饭吃三家。

大国游戏(之六）

第二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宋】苏轼

十一

布什上台伊始，希望延续他在竞选中批评克林顿对华的绥靖政策，而实行由新保守派推行的强硬对华政策。
在国防部的鹰派中，如何打造一个“新美国世纪”是其主要的战略重点。为此，七个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朝鲜，缅甸和叙利亚，被新保守派宣布为流氓国家，建议运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予以打击。
以美国副总统钱尼为首，鹰派人物每个星期开始派人到台湾游说陈水扁政府，表明美军将支持台湾独立，害得国务卿鲍威尔每次都要派特使立即消毒。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还表演了一场无聊的游戏，将美军订购的“中国制造”价值１５万美元的绿色贝雷帽堆在野外，当众一把火烧掉。表明对中国誓不两立。
按照钱尼的安排，美国应该同日本，澳洲，印尼和印度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组织，以对付中国的崛起。于是在小布什演说时表明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后，中美发生了海南撞机事件，成为中美对抗的一个导火索。虽然最后以美国道歉而暂时解决，但美国在中国边界剑拔弩张的架势已经拉开。然后在五月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开始了他恶化中日关系的靖国神社参拜。
以当时的事态发展，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台湾看到一场中国和美日的军事冲突。以当时中国的军力，无法在常规战争中占优势，可能不得不依赖核武器对美国进行威慑。而美国可能因此对中国打局部核战争的决心表示怀疑，而逼使中国不得不对台湾动用核武器而避免和美国的核战争。
可以想象那会对东亚的和平产生如何的影响。于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有一个人横空出世，化解了中美在台湾的冲突，使亚洲的亿万人民可以继续未来的和平生活。这个人，就是西方人称为魔鬼的本拉登。
本拉登，是个宗教理想的狂热分子，但是显然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如果本拉登精通权谋之术，他就不应该对美国本土实施如此震撼的911恐怖袭击，而是继续小型的对美国驻外使馆和军事目标有限的攻击，而建立起一个有效和强力的行动网络。他就会等待美国的新保守派冒险家们，找上中国这块奇硬的骨头去啃，然后再浑水中摸鱼。
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美国在台湾挑起和中国的战争，国际间共识的反核扩散条约就会失效。不但是中国，而且同情中国的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都不排除有心人士会主动的让核武器流落到极度反美的伊斯兰武装手里，让他们在世界各地甚至美国本土开辟另一个战场。
但本拉登的恐怖袭击，客观上平息了中美之间的冲突，使中东成为美国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并因为美国政策决策层的误判，导致了美国独大的时代匆忙结束。

十二

美国在911事件后，赢得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国难当头，团结一致，开始向本拉登的攻击反击，而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成了美国反击战的第一个牺牲品。
阿富汗是一个战略地位及其重要的国家，位置处于中亚，东亚，南亚和西亚的交叉点，也是大国地缘政治的必争之地。当年的沙俄帝国为寻找一个暖水军港而南下印度洋，雄霸南亚的大英帝国展开了一场以间谍和阴谋为主的“大游戏”（Great Game），并将势力伸入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是造成这两个地方独立运动的主要外部因素。两强硬撼而达致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国和阿富汗的边界，划出一条狭长的兴都库什山，作为英俄势力的分界线。
本来阿富汗的塔利班在利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感召力上台后，一扫各地方军阀的鸦片种植业，是没有必要踩美国这趟浑水。但是本拉登对美国对外使馆和军舰的攻击行动，害得庇护他的苏丹被美国导弹打击而殃及池鱼，原本想把他交给沙特阿拉伯自己处理。只不过，沙特政府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而且其皇室人员和宗教领袖又和本拉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让经济上完全受沙特支持，宗教上和沙特同声同气的塔利班，又是本拉登当年起家的老根据地阿富汗，作为他的新避难所。
其实当时塔利班是想把本拉登交出去的。他们声称，如果美国提供确切的证明，他们可以把本拉登交给一个伊斯兰国家，让他接受公平的审判。很显然美国是完全没有可能接受这个条件的。即使塔利班乖乖的把本拉登交给美国，美国也不会放弃这个出兵阿富汗的绝佳机会。
阿富汗本身虽然有很多稀有矿产，比如说包含金，银，铜，锌，铁等等，并可能有石油和天然气，但其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于占领了这里，就可以以此为基地，控制石油和天然气蕴藏丰富的里海和哈萨克斯坦。
从地缘政治上，建立了军事基地，可以北边遏制俄罗斯，配合北约东扩，吞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几乎是兵临莫斯科城下。如果北约的东扩成功，就可以从乌克兰向南和东南，以及格鲁吉亚向北，鼓励俄罗斯外高加索地区，如车臣等一干早有异心，想独立的民族起事，彻底打破俄罗斯对欧盟能源的垄断下的“天然气大棒”政策，使欧洲可以从黑海到里海门户大开，不需要痛苦的经过土耳其，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连里海能源的皮毛都捞不到太多。

大国游戏（之五）

九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１９９２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但是在亚洲实力均衡变化的同时，苏联的解体令欧洲国家迫切渴望填补这一新的实力空间，于是在二月份签署了马斯却齐条约，正式宣告欧洲联盟的成立。同时巴尔干半岛上南斯拉夫联盟分裂，开始了数年的民族战争。

当时的中国正确的了解到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最重要的国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不光无力也无心在世界事务上挑战美国的霸权，而且还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于三月份签署了防核扩散条约。

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机构和大国的潜力，又令他们担心。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一是交往政策（Engagement）。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与中国的更多交往，来确定美国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美国的企业界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外国资金在中国金融等关键行业的比重。但要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鼓励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一是围堵政策（Containment）。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对中国进行围堵，来确定在中国的发展中，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加强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对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完全控制。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有其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只是考虑到自己一方的双边关系的欲取欲求，而不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和意愿，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邓小平的“十六字口诀”为基点，尽量采取低姿态和少露面的方法，除了牵涉到中国的关键利益之外，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位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不稳定因素。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非浅的时候，其他意识形态的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空口白话。当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而中国在应对压力上也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使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最优先考量。至于令美国国防工业收益最大的围堵政策，同样面临困境，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埋头苦干和小心翼翼，国力变得越来越强，使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维也纳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以此彻底颠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基础的国际次序。本来在这一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是大国横行，但最起码在联合国宪章下，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利用借口，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而大国如美国或者中国，小国家却没有本事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这一政治企图遭到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挫败了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

1994年，声称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中国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脱钩，开始了美国政府对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退却。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并创立了以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要点上，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然后以台湾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国和美国双方在台湾海域里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中美为台湾而战，可能会引发局部核战争的推论。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以美国风险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受重创各国能够苟延残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斯拉夫“误炸”中国大使馆，给了中国一个下马威。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以及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和军界）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而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变成了一峰三转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的入主白宫，美国极端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布什早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后，随着本拉登的圣战死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恐怖分子，使中国从美国的敌人雷达中暂时消失。

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民主改造，陷入伊拉克战争，使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待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再次回顾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望洋兴叹，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而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

大国游戏（之四）

七

其实那几位年轻学者的强烈反美情绪主要是对８０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崇美情绪的一种非理性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存在在中国，也存在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知识精英基层。那些出身权贵，有机会去美国大学深造，对美国价值和美国极其推崇，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又可以当政。突然发觉和美国外交官，政府官员，企业大亨等等，打交道时充满屈辱，被傲慢和无礼的对待。然后，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和以前的强权一样，都是帝国主义！

不要以为中国人骂美国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据说当年亲美的蒋介石，娶了个完全美国化的宋美龄为妻，还被彻底改造成了个基督徒，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充满仰慕之情。结果在史迪威事件后，大骂道：娘希皮，美国也是个帝国主义。

一个超级大国，又缺乏文化底蕴，很难不会成为骄横跋扈，趾高气扬的暴发户。虽然，美国前总统泰迪罗斯福曾引用西非俗语“手持大棒，说话温和”来描绘美国外交政策，但大多数执行的小暴发户们，通常会是“手执大棒，恶语相向”。

基本上，全世界的任何反美情绪都是对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美国本身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鄙视。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精英们本来带着一种谦虚的态度，努力向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体系进行全面的学习，渴望走出从前的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但是冷战的结束，立即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增加不明朗因素。

以１９９１年为分水岭，开始了美国一霸天下的短暂时代。而在这个时代的来临，必须有人为美国的勇武出场而祭旗。那个倒霉蛋就是伊拉克强人胡赛因。

本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是抓住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把财多身子弱的阿拉伯人按住，保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绝对权威。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１９７９年，伊朗革命成功，推翻了美国傀儡巴利維国王，并扣住美国外交官为人质（１９５３年政变就是有美国大使馆策划），一举打破美国的现有战略布局。于是美国转而支持伊拉克，希望由伊拉克来削弱伊朗的势力。结果胡赛因以领土争端为由，挑起了长达十年的两伊战争，对自己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伊拉克转而想用武力收回１９６２年在英国保护下独立的科威特，给美国一展雄风，忘掉越战失败的梦魇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八

以当时美国的强大军力和广泛的同盟，可以想象战争的结局。

当然，美国军队在高科技的战争理念和武器装备下，其指挥系统，各兵种协作，投放能力，战地信息交换，导弹精度等等，都令世界耳目一新，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其他国家的军队，如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手心里捏把汗，自认为和美国军事能力一比，当甘拜下风，开始有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

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出手，也改变了其战略行为。从通过军事威慑，而由代理人出手的方式，改变为亲自动手的方式。军事打击伊拉克，再加上驻军沙特阿拉伯，引发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开始以美国为敌的军事恐怖活动，最终导致了９１１事件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深陷泥坑，为美国独大的时代终结埋下伏笔。

就在美国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在东亚的军事布局却受到一个重创。菲律宾国会拒绝同美国续约，从而把美军赶出了苏比克海军基地，使美国对中国封锁的第一岛链完全中断。这一事件，不光给了中国海军南下南沙群岛，监视马六甲海峡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扩张减轻了压力。

本来美国的第一岛链，其北段从阿拉斯加，经阿留申群岛，到日本本土和韩国，在到冲绳，把俄罗斯的东面和中国的北部海岸线堵得严严实实，但其南段却因为中国的主权问题，美军不得不撤出台湾，已经被从中间切断。这次在菲律宾的撤退，简直就使整个军事布局形同虚设。

而美国的对应策略是，先是与新加坡签订协议，在樟宜建立一个深水港，为美国军舰提供停泊，补给和维修服务。另外，美国试图通过不间断的联合军事演习和９１１后的反恐合作，不断的在菲律宾保持军事存在，并通过在帕拉万岛和马来西亚的博尔尼岛增加对南中国海的围堵。当然，这些行动都是２０００年之后的事。

大国游戏(之三）

五

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两位趾高气扬的作者认为日本应该从商业到外交上都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寻求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而只是两位作者平时作的演讲的讲稿集。

石原慎太郎的主要观点是，日本在高科技上，尤其是半导体方面要比美国优越，因此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日本要强硬点，不要老是卑躬屈膝。日本应该用高科技作为一个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不惜和苏联作交换，迫使美国让步。他认为日本应该换掉不会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官，让在商场上打得美国人落花流水的日本企业家参与贸易谈判。他还主张日本结束与美国的安保条约而由日本自卫队保护自己，可以少花钱（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费用由日本政府出）多实效（对美国军队的效率怀疑），并且结束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石原慎太郎还认为美国和基督教传教士实行文化帝国主义，每到一处，就毁灭当地文化，代之以西方文化。并表示美国人充满白人优越感，自以为现在西方统治世界就不可一世，将来会为此付出代价。有趣的是，他用一种日本人的优越感来攻击美国人的优越感，认为日本工人的教育程度高，竞争力强，而美国工人水平低，产品质量所以差。甚至日本以前的殖民地如台湾和南韩经济高速增长，而美国以前的殖民地如菲律宾充满问题。

当然石原忘记了台湾和南韩，包括日本都是重视教育和提倡勤劳吃苦的中国儒家文化，而菲律宾不是。只不过从他的看法里，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黄种人和亚洲人对白人世界和欧美人趾高气扬的一种反感。

而盛田昭夫就有些不同。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在纽约住过，所以他对美国企业界的看法还是比较中肯。比如说他觉得：

－美国商界太热衷于合并和并购这类金钱游戏，而不重视真正的产品创新和制造能力；

－美国企业太重视于短期利润，为此而牺牲长期的企业整体生存，比如将制造业移到海外；

－美国公司高层收入太高，对公司伤害大；

－日本公司的员工来自于人际关系紧密的社区，所以总的生产效果要比美国好；

－美国公司在基础研究上比日本强，但是在产品发展的市场推广上比日本弱。

他还提出一些如何提高日本国际形象和地位的建议，也许对今天的中国都有参考意义：

－反日情绪主要在于日本企业在海外没有和本地人交往而成为本地社会的一分子；

－日本人需要更多的接受西方文化和语言，便于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不会被误解；

－美国对日本的轻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不利；

－日本需要自觉自己世界领袖的角色，做好支持世界经济应尽的责任；

－日本必须帮助亚洲发展而确立起地区经济的领导地位；

－日本需要提供更多的海外援助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

六

这两位日本精英其实代表了日本两种不同的民间情绪。一种是对日本自身国际和地区角色的反思，希望回归本身的东方文化，不惜与美国的对抗而达到国家人格的独立；另一种是加强向西方的靠拢，希望在西方为主的体系中担当更大的领导角色。

笔者本人在１９８８年，也听到日本战略界学者认为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日本帮助美国的话，可以把美国的强权延长５０年。如果日本帮助中国的话，可以使中国的崛起提前５０年。而当时的我，认为中国崛起的时间就是５０年内的事。看来日本学界当时对美国和日本实力的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实力的估计过低。

当然石原们忘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日本就算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没有强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正如苏联的一条腿一样，是没有资格和美国叫板的。结果是到了１９８９年底，日本的楼市和股市泡沫爆破，从此日本走进经济萧条中，一直到了近二十年的今天，仍然没有从谷底中走出来。也许石原慎太郎今天开始亲中，是看到日本是没有资格对美国说不，只有中国才可以这样做。

就在日本威胁消除的同年，苏联黯然的从阿富汗撤军，并在短短两年后，烟消云散。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美国开始了一个短暂而意气风发的一支独秀的唯一世界超强的时代。那时候，美国军事实力打遍天下无敌手，将不老实而蠢动的伊拉克变成了展示美国高科技武器的实战表演，为美国军火商赢得商机。俄罗斯在美国不怀好意的哈佛休克专家的折腾下，几乎破产。中国老迈的邓小平艰难的进行９２年的南巡，为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竭尽全力。然后交代中国的年青一代领导人要学会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美国的经济也在日本的崩溃下，恢复生机，开始了以互联网商业化带动的创新浪潮。而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风行，无坚不摧，导致了多国的颜色革命。

而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于是，有几位学者仿照日本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西方价值提出批评。当然和日本学者不同的是，中国说不的资格并不是简单的由几个学者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用生命赢来的。与日本不同的是，他们想说不，但却没有这个实力。而中国有说不的能力，但没有做这个选择。

其实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日本，军事实力不如俄罗斯，于是中国选择了在政治和外交上，避免与美国对抗。尽一切可能广交朋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大国游戏(之二）

三

这之后，美国就成了世界的主导力量。也许有人认为一个大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必须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其实并不尽然。当时的美国在经济上确实是世界超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发了军火财，又没有在战争中受太大损失。除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和殖民地菲律宾被战火洗礼，美国本土丝毫无损。虽然在战争中人员伤亡大，但比起所有的其他国家，还是算是比较小。但是军事上却不占优势，在朝鲜战争中，被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个下马威。在欧洲，美国军力同样比苏联要弱，需要通过核威慑来抗衡苏联强大的陆军。在外交上，除了傀儡中华民国和新收编的英国外，影响力和苏联是半斤八两。在文化上，美国就更是要稍逊一筹。当多民族的联邦苏联产生出非俄罗斯族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1932年成为最高统帅时，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才3岁，差不多30年后才可以为深受种族迫害的黑人民众争取其本的权利并很快丧命。也许在70余年后的今天才可能出现第一位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奥巴马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

通常来说，一个大国的影响力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恐吓力。我军事实力强，你不听我的，就打你个鼻青脸肿。或者是我掌握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对你实施经济制裁，让你有了上顿没了下顿。或者是我朋友哥儿们遍天下，一起骂你个狗血喷头。

二是收买力。和我站一边，你有好处分。帮我干一件事，你会得到更好的报酬。总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利益而行，每个国家都是如此。

三是亲和力。我的行为让你佩服，你心甘情愿的和我套近乎。当然，如果套完近乎后，又可以有利益分的话，当然是锦上添花。有人认为这种亲和力跟文化价值一样的话，就是大错特错。现在西方的一些人，成日以为自己掌握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具有国际舆论的话事权和道德仲裁人的身份，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亲和力，其实是一种意淫的想法。对一些小国家和曾被人殖民和欺负的人民而言，一个大国对他们尊重，平起平坐和不要教训他们，可能会有更强的亲和力。

而美国的强大主要在于其收买力。通过开放国内市场，使很多国家发了财，不仅包括北约圈子里的欧洲国家，还包括了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

四

当然，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强大挑战：

一是苏联的军事挑战，二是日本的经济挑战。

苏联的军事挑战主要是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唯一的一次热战的机会是古巴导弹危机。其实在两强的对抗当中，持续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对经济实力较弱的苏联肯定不利，因为军力强大的苏联在战场上取胜的机会要大得多。当然，如果能够让对方陷于战争泥坑，自己可以在旁边四两拨千斤，那就是最佳选择。所以说美国入侵越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大败笔。但是，在新的武器系统下，当双方都具有完全毁灭对方的核子武器，而又没有保障自己不被毁灭的导弹防御系统，热战的机会又比较小，因为总是可以通过牺牲自己的马前卒—附庸各国的利益而达到平衡。

这一军事挑战最后以戈巴乔夫盲动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和政治开放（Glasnost）带来的苏联解体而告结束。当然中苏分裂和中美友好都削弱了苏联的实力，但是只靠军事一条腿，而没有强大的经济，苏联的胜算本来就不大。

苏联的麻烦始于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其实经过成本昂贵的军备竞赛，苏联和美国双方的经济资源都消耗很大。在苏联这之后十年在阿富汗浪费军力和经济资源的同时，衰退的美国开始面临来自日本的经济强大挑战。美国的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都在日本的竞争下，处于劣势。日本人挟高企的楼市和股市，凶猛的出口工业，和变成巨无霸的各家银行，以一个超级暴发户的姿态，在美国展开购物狂潮，将美国地产的标志—如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厦，加州的帕博海滩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的电影和唱片公司，一扫而空，在美国民间，掀起强烈的反日浪潮。

但是，日本对美国的挑战无法带来真正的威胁，因为日本在现实上还是美国的殖民地。一旦美国在苏联陷于阿富汗泥坑后，松出一口气，立即逼迫日本在对其最为关键的外汇兑换率上做出让步。在1985年的普拉扎协定后，西方各大央行对日元实行干预，让日本为美国经济衰退买单，使美国的赤字从ＧＤＰ的３.５％降了下来。在短短两年之间，美元对日元兑换率降了一半以上，日本的经济实力按美元计，几乎接近美国。而由于快速的货币增长，导致日本和国际游资强进日本的股市和楼市，造成固定资产的泡沫化。在最高点时，日本东京皇室３.４１平方公里的地皮，居然比美国整个加州的土地总和还要贵。最高价的银座，更是卖到１百五十万美金一平方米。不明就里的日本人民族自尊心高涨，觉得自己可以和美国叫叫劲。于是有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出书【日本可以说不】，对美国的权威进行挑战。

大国游戏 (之一）

【今天起，开始连载我写的“大国游戏”。】

第一篇

此情更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李商隐

一

二零零八年，对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一定是一个具有分水岭的年份。

这一年，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国际次序开始逐渐现雏形，全球的大国和准大国们都在这一年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重新洗牌，省视自己在尔虞我诈的国际丛林中合纵连横的策略，辨清这当前的一刻，谁是盟友，谁是敌人。

也是在这一年，四百年的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开始衰落，世界重心开始向东亚转移，完成了其历史性的由东至西的漂移，从东亚，到西欧，到北美，再回到东亚的循环。

这一年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变的数个大国和国家集团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重大变更，为未来的国际社会和全球体系铺下另一轮明争暗斗的伏笔。

其 实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已经在去年发生：在去年，世界第一经济强权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这一地位已经被古老而新兴的中国取代。以前只要美 国打喷嚏，全世界就要重感冒的情形已成了昨日之黄花。凡是经济上极度依赖中国的国家，就不需要喝感冒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不再是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而是一方面美国联储局担忧美国经济长期衰退，对银行利率一减再减；但中国央行担忧中国经济长期过热，对银行利率一加再加。美国领导人听到经 济衰退的警告，象是救护车的警笛那样刺耳，但这些警告在中国领导人的耳里，却美妙如天籁，庆幸美国的衰退会将中国经济冷却到可以接受的9%水平。

只不过人们会更记得今年，经济数字比起新闻事件来说，很难在普通人的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记。而今年的全球事件，却会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分析家们记忆犹新。

二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上一次国际次序的变化。

那是发生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强权英帝国和法帝国在与纳粹德国的苦战中，势力衰落，但仍然想保住自己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在全球的影响力，以求重新崛起。

当时的国际情形是美国经济独大，苏联军事强悍，世界强权两级化开始显现。美国在1953年，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伊朗政变，推翻了民主独立的伊朗政府，扶持美国傀儡的巴列维国王，从而取代了英国在二战前的统治地位。加上对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控制，已经在战略重地—世界经济能源仓库中东形成三把钳子的姿势，控制住分散和不团结的阿拉伯人。

苏联想伸一足进来，就利用以巴冲突，由卫星国捷克向埃及提供可以和以色列先进武器抗衡的苏制武器。于是美国和西欧停止向埃及的阿斯温大坝提供贷款，引起埃及总统纳塞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其过路费收入来保证大坝资金。

英 法两国以此为借口，联络以色列，对埃及展开军事入侵，并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但是，当时英法两国还未从二战的废墟上恢复，经济上无力支持这场战争。于是两 国向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会申请援助。这一要求立即受到美国的要挟，以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运河区和英法军队退出作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经过痛苦的煎 熬，英法不得不退兵，从此将中东完全交给了美国统治。

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彻底终结。英国本来在1948年结束对巴勒斯坦的管辖权，让以色列独立之后，还控制着埃及。但是1951年， 埃及发生革命，纳塞尔上台，推翻国王体制，建立共和国。本来美国先是支持英法的行动，但是在最后变卦，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协议，被常任理事国英法否决后，又 通过联合国大会运作，最终逼迫英法退兵。在英国势力受此打击之后，伊拉克的一帮军官在纳塞尔的激励下，发动政变，推翻国王，也成立了共和国。

英 国的埃登政府因此一事件而倒台。之后的英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谁是这个世界的真正老板。从此后英国外交政策将以美国马首为瞻，亦趋亦行，直到今天的伊拉克 战争，都是如此。而法国就走上与美国分道扬镳之路。先是开始和德国（当时的西德）和好，为最终的欧盟成立，建立基础。当然，法国人从来都是比英国人慢几 拍，直到后来的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才让他们真正明白大势已去。

汶川大地震反思之七

由于这几日比较忙，没来得及继续发表对汶川大地震的反思。

以下是一些杂乱的思绪，随便列出：

1. 对这次大地震，外面，尤其是西方媒体，比较客观。一是因为报道西藏时乱说话，引发全球华人反感； 二是这次中国政府开放媒体采访，所以他们不需要依赖其他信 息资源。总之，这次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出色表现，令西方人叹为观止。其实，就算不开奥运会，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已经通过这次救灾完全展现出来。通过这次对中国大灾难的同情，西方政府和媒体顺便为前一阵子中国和西方的紧张关系解套。

2.中国这一次民间的表现值得称赞。主流民意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对中央政府的施政有支持力，对地方政府的失当行为有制约力。中国从来都有一个中央和地方分 权问题和“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病。也许，如何增加民间在地方施政的参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总的来说，人民对中央政府有信心，但是对地方政府就 有些怨言。如何让政令出了中南海之后，还可以一路畅通，减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利用民间的监督力，可能是一条好的出路。

3.而且中国是时候建立一个非政府的舆论主流，可以在国际事务上捍卫中国的利益。而且在很多时候，政府不方便出面和说话的时候，可以代表中国普通人民的民 意来和国际敌对势力斗争。通常西方普通民众对政府心怀疑虑，对中国政府的说法，不以为然。但是，当中国的普通人民，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他们会比较信服。加 上西方反华的某些势力，常常想在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中掺沙子和打桩子。其实想打击中国政经力量，却扮出一副要救中国人民出水生火热的救世主的样子。对这一 类人，只有中国民间的舆论，才可以打到他们满地找牙。

4.很多年前，我就对中国有关部门建议，希望他们可以让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自由的阅读西方舆论。我的感受是，对任何理智的中国人，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 报道和评论读得越多，就会对这些媒体越反感。我曾对西方人士说过，如果他们继续在对中国的报道上，心怀叵测，充满傲慢和偏见，总有一天，中国的普通人民会 发出怒吼，那时你们才发现原来中国政府是中国最温和的力量。结果在西藏事件后，果然如我所说，中华民族，首先由海外的华人，甚至包括几代在西方国家生活， 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发起了强烈的抗议行为。开始西方媒体还想用指责中国人民被政府长期洗脑来推搪，后来发现这些被“洗脑”的海外华人，原来很多还是来 自香港和台湾，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受过教育，何来被中国政府洗脑。

5.对这次大地震，海外异议分子还是忘不了骂的顺口。但是主要的是造谣为主。我看了一下，大致是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认为大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比如说法轮功，还有香港的李怡等等，断定自然灾害是天降灾难，惩罚“暴政”。不知道他们在日本神户大地震，美国新奥尔 良大风灾之后，有没有出来指责日本和美国的“暴政”？ 这些人的这种说法，不但是无知，而且无良。二是认为三峡大坝造成大地震。对此美国和欧洲的地震和水文专家指出为荒谬之说，因为大坝造成的地力变化所引发的 地震，在震级和范围上，都不可能和汶川大地震扯上关系。而且人类的所谓大坝，在所处的地质环境中是小儿科。三是认为地震可以预测，但是有能力预测的专家和 方法论，被国家地震局排斥在外，并认为只要共产党在中国不再执政，中国“真正”的专家们，就可以准确的预测地震。四是认为地震时中国的核武器事故造成，所 以为什么不让外国救援队进来。为此美国政府的间谍卫星没有测到任何核武器爆炸的迹象，而且没有任何核泄漏。而且普通常识是映秀镇附近时震中，不知核弹头是 放在哪位农民的家里。

6.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谣言，比这些要具有杀伤力。这个谣言说，中国地震局其实已经有地震预报，但是被中央高层领导人压了下来，为保奥运安定。这个谣 言并把中国政府的快速救灾说成是政府早有准备，让人民惨死，可以用救灾来加分。我读了这个报道，发觉笔法和写作风格非常类似西藏暴乱后，有人指中国军警扮 喇嘛和藏民在拉萨街头施暴，中国政府乘机镇压，等等。估计两个谣言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7.当然，海外异议人士也骂了“豆腐渣”工程。正如大家都骂过。只不过我们骂，是为了让中国政府把事情做得更好，把中国建成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外面有些人 骂，是因为他们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找不到就编），希望可以推翻当前的中国政府，他们可以取而代之。当然，很多人会很失望，因为中国有好事，政府和人民团 结一起，有祸事，更抱成团。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国人都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一起度过难关。于是，有人很恼火。

8.当然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政府的不足之处，应该让我们这些希望政府改进的大声的骂，骂到政府有改进。骂得比有用心的人想骂，都没有用，无法骂出新意来。

7.这次地震让东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我们仍然贫穷和落后的同胞，为调整财富分配，缩小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创造一个均富社会提供的民意基础。让我们所有人，充满爱心，互相关爱，建立一个团结，宽容和和谐的社会，做我们一份微小的贡献。

海外人士骂中国： 方觉骂完胡锦涛，再骂李克强

本来以为方觉是个笔名，发现原来错了。原来这位仁兄还做过福州市计委副主任。可能是北大经济系的78级。那些年级的学生，个个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中国总理。所以看到李克强的仕途，可能有些不爽。哈哈。

两天前，我发表题为《大地震－缺乏称职最高领导》的文章（载2008年5月16日美国《新世纪 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和2008年5月17日美国《新世纪新闻网newcenturynews.com》），批评胡 锦涛在"5.12"大地震之后5天才来到震区。

还有比胡锦涛更失职的迟到者。身为"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的李克强，竟然在"5.12"大地震 之后7天－即本星期日才来到震区。李克强不仅在迟来震区上对胡锦涛亦步亦趋，而且在前往震区的首选地点上也对胡锦涛亦步亦趋－两人的第一站都是绵阳。两天 前绵阳刚来过胡锦涛，两天后绵阳又来个李克强，完全是多此一举！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应接不暇，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搞"抗震救灾"？四川省遭受严重地震的地 区很多，不必在同一个地区重复表演"地震秀"以掩饰共青团帮派对人民的冷漠。

李克强冷漠对待人民由来已久。他担任河南省长和省委书记期间，该省接连发生公共场所特大火灾，死亡者数以百计，治理 不善的李克强淡然处之。他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后，该省不但公共场所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生产场所也发生特大安全事故，死亡者同样数以百计，同样治理不善的李克 强同样淡然处之。李克强冷漠对待死亡者数以万计的"5.12"大地震，是他的只关注帮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政治特性的典型表现。

李克强不仅在地震灾害和安全事故上冷漠对待人民，而且在艾滋病灾难方面冷漠对待人民。他1998年7月出任河南省 长、2002年12月升任河南省委书记后，对河南因滥行卖血采血导致艾滋病蔓延的灾难竭力掩盖，拒绝妥善救助数以十万计的艾滋病患者及其遗属，一直打压维 护艾滋病受害者权益的正当活动，酿成震惊全国和世界的人权问题。他之所以这样做的"政治原因"，在于1998年前先后担任了7年之久的河南省长、省委书记 的李长春，是错误鼓励卖血采血的第一责任人，而这个李长春是共青团帮派的政治盟友，也是李克强的政治朋友。李克强为了"保护"李长春，不惜漠视几十万艾滋 病患者及其遗属的基本权益，这是李克强一贯把帮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突出体现。

应香港《开放》杂志主编的约请，我在该刊2008年4月号发表《李克强保守无能劣质》。这篇文章例举了自1983年 以来的一系列事实，以说明李克强的实际面貌。在此之前，我也发表过多篇文章用大量事实说明李克强的实际面貌。这些文章引起共青团帮派的不满。但是，这个帮 派无法从事实角度反驳我的文章，只能由他们的支持者利用"网友评论"的方式，匿名发泄几句卑俗之语。我也是"讲政治"的，我对任何卑俗之语一向不屑一顾， 因为那些卑俗之语进入不了政治进程。中共"十七大"之前，来自中国的使者到纽约邀我面谈时，我当面表示：我将同新的保守无能劣质的领导者展开政治竞争。中 共"十七大"之后，来自中国的使者再次到纽约邀我面谈时，我又当面指出：共青团帮派里没有像样的领导者。

《开放》杂志在使用我的文章时，作了少量改动。为了进一步批评李克强冷漠对待"5.12"大地震，为了让人们进一步看清李克强的实际面貌，似有必要将《李克强保守无能劣质》一文的原稿陈列如下：

李克强保守无能劣质

方觉

2008年3月19日

去年十月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决了胡锦涛试图推出李克强做"接班人".

今年三月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胡锦涛仅能安排李克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的主要职责是经济管理，对政治方针、高层人事、军队、外交、公安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都没有决定权。今后李克强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进程中产生重大作用。

我与李克强是老朋友。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我们共同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就建立了政治友谊。1980年底北京大学出现了校园民主活动。此前李克强已去外省实习，两个月短暂的校园民主活动结束后，他才返回学校，没有参与其事。

大学毕业后，我同李克强长期保持了政治友谊。然而，这位老朋友成为典型的保守、无能、劣质的共青团帮派分子。

错误处置三次学运

一九八三年秋天，中共高层的保守派大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 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中央常委、团中央学校部部长。他特意到自由理念浓厚、民主意识普遍的北京大学举办"反对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座谈会。那时我告诫李 克强："反对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是一股维持不了很长时间的政治逆流和意识形态倒退，不必在这方面下功夫。刚刚离开大学课堂不到两年的李克强，竟然要在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荒谬运动里向保守派讨好，展示出他以后参与处置三次学生运动的保守方向。

一九八五年的"九。一八"（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同中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发 生军事冲突的纪念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以"反对日本"和"反对腐败"为两个基本口号的学生抗议。中共高层内的保守派企图利用这次学生抗议，制造批评党内开 明派的借口。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全国学校团工作，因而参加了对那次学生抗议的处置。保守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兼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 任，主管对那次学生抗议的处置。那时李克强受宠若惊地对我谈到：在李鹏主持的一次处置学生抗议的高层会议上，他对李克强的发言很欣赏。会议结束时，李鹏大 声说"请李克强同志留下".随后，李鹏与李克强就如何处置学生抗议做了单独谈话，形成了更为一致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底，中国一些大学又出现了学生抗议，既批评大学管理不善，也批评中国 缺乏民主。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仍然分管全国学校团工作，因而又一次参加了对学生抗议的处置。那时李克强和我讨论过学生抗议，他庸俗地认为 学生抗议是幼稚的，是重复性的，是多此一举。他支持中共高层的保守派错误处置学生抗议的做法，他在共青团中央表态拥护中共领导层迫使主张改革的胡耀邦一九 八七年一月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国再次爆发了学生抗议。当时李克强还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还是分管全国学校团工作，还是参加对学生抗议的处置。那年五月李克强给我打电话，不满地谈到：他和中共高层反复劝说抗议的学生返回学校，但是激进的学生们 执意不听。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整个过程中，李克强出于对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以往限制共青团帮派的积怨嫉恨，始终站在镇压大学生和平抗议的邓小 平、杨尚昆、李鹏一边，错误地支持"制止政治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这是他的政治履历中的严重污点。

"六。四事件"后，独裁者邓小平破格提拔对藏族和平抗议者使用武力并对藏区全面实行高压政策的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违反中共自己的党章和政治规则跨代指定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这种错误安排为形成今天的共青团帮派提供了荒唐的政治基础。

李克强正是"六。四"之后在胡锦涛的全力扶持下迅速上升的共青团帮派分子。

铸成五个错误先例

李克强的上升，是由下述5个错误先例铸成的：没有其它方面工作经历的职业共青团 工作者充当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错误先例；毫无经济工作经验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调任省长的错误先例；两个共青团帮派分子同时担当一个省的省 委书记、省长的的错误先例；从来不因重大伤亡事故而受处分的错误先例；团干部谬任副总理的错误先例。

一九九三年，胡锦涛提名在共青团中央缺乏威信和业绩的李克强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处第一书记。这一提名得到了保守的江泽民的首肯。这一升迁树立了一个没有其它方面工作经历的职业共青团工作者充当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错误先例：在 此之前七十一年的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都曾长期从事过其它领域的工作，只有李克强从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单薄空洞的团工作。李克强显然是不恰当的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一九九八年，胡锦涛提名李克强调任河南省长，这使李克强开创了又一个错误先例： 省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一省经济，与共青团工作风马牛不相及，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调任省长。后来，李克强的继任者、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周强也依照李克强的错误先例调任湖南省长。当然，毫无经济工作经验的李克强不是省长的合适人材。

中国的高级官员普遍厌恶一无所长的团干部出任地方高级职务或中央机关高级职务。 安排李克强充当省长是相当困难的。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锦涛的政治盟友李长春出面协助，使李克强得以担任河南省长。这是因为：李长春自一九九零年 到一九九七年先后做过7年之久的河南省长、河南省委书记，在该省有不小的影响力。

胡锦涛为了扶持李克强这个不合格的省长，二零零零年特地将自己在西藏的继任者、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以便帮助李克强工作，并为日后李克强升任河南省委书记扫清当地官员的抵制。二零零二年，胡锦涛安排李克强升任 河南省委书记，随后将陈奎元提拔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以示感谢。

李克强没有足够的能力做河南省的最高负责人。于是二零零三年胡锦涛刻意布置另一 个团干部－李成玉担当河南省长，配合省委书记李克强。这也是一个错误先例：以往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通常不来自同一个政治派系，更没有出现过省委书记 和省长都来自共青团系统的露骨的帮派格局。李克强、李成玉在河南同时担当省委书记、省长后，在一些省陆续出现了共青团帮派分子同时担当省委书记、省长的帮 派格局，如山西省（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孟学农）、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乐际、省长袁纯清）、青海省（省委书记强卫、省长宋秀岩），等等。这种肆无忌惮使中 国的帮派政治恶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尽管胡锦涛为扶持李克强颇费心血，但是李克强在河南省的六年半时间，毫无业绩， 毫无公众好评。李克强主政河南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其一，接连发生公共场所特大火灾死亡事故，凸显了这个团干部完全不懂现代社会管理，完全不关心民众安全 状况。其二，竭力掩盖李长春主政河南七年期间错误鼓励卖血采血导致艾滋病泛滥的重大劣迹，不断打压艾滋病维权活动，拒绝妥善救助艾滋病患者及其遗属，凸显 了这个团干部缺乏基本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仅引起了国内人民的广泛愤慨，而且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

李克强在河南的不佳表现，使他难于在官僚台阶上继续上升。于是胡锦涛谋划将其调 任它省以便改头换面。然而，没有多少省愿意欢迎这个无能的共青团帮派分子。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青团帮派的"友军"李长春再次协助，使李克强得以 在二零零四年调任辽宁省委书记。这是因为：李长春是辽宁人，曾在辽宁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并且担任过辽宁省长，在该省有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

李克强到辽宁后依然缺乏工作进步，重走在河南的老路：公共场所发生特大死亡事 故，生产场所发生特大伤亡事故。李克强在辽宁处理接连发生的特大事故的主要措施是：充分开动党政机器、警察力量、武警部队，封锁事故消息、禁止媒体采访、 隔绝事发现场，控制受害人家属，以便最大限度减少惨烈的重大死亡对自己仕途的不利。这是经典的陈旧的共产党官僚作法。

几年前，山东省发生过一起特大海难，当时的山东省长（李春亭）受到行政处分。二 十几年前，一架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特大伤亡事故，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销职务，分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行政处分。但是，河南省和 辽宁省接连发生数以十计数以百计人死亡的特大事故，李克强从未受过任何处分，更没有失去职务。这是胡锦涛蓄意袒护不负责任的李克强。这种蓄意袒护同样制作 了一个错误先例：自李克强从来不因重大事故而受处分，后来很多共青团帮派的省委书记、省长也随之不因重大事故而受处分，如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不因死亡一百 多人的矿难而受处分，山东省长姜大明不因死亡将近三百人的矿难而受处分，湖南省长周强不因死亡几十人的塌桥事故而受处分，等等。胡锦涛大量包庇严重失职的 共青团帮派分子，使得对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官员的问责荡然无存。如果就一系列特大伤亡事故对李克强问责，如果按文明国家通行的问责标准行事，李克强早就下 岗了。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至今五十九年，中国副总理中从来没有过共青团干部。李克强自 一九八二年一月大学毕业直到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共青团系统连续工作长达十六年半，其间没有参加过改革开放，没有从事过政府行政，没有领导过经济工作。今天 李克强代表了团干部谬任副总理的错误先例。李克强在国务院必将是滥竽充数、一事无成。

二流人物两次挫败

胡锦涛试图推出李克强做"接班人"被否决后，整个共青团帮派在政治上十分紧张： 这一否决标示出共青团帮派将在胡锦涛退休后衰落。而且共青团帮派十分清楚：李克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不称职的，也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在新一届中国政府 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西方记者向李克强提问时，中方主持人竟然违反记者招待会惯例，阻止提问，佯称只有总理温家宝回答问题。这并不是主持人自行决定， 而是最高领导人事前规定：防止李克强的保守、无能、劣质过早曝光，防止胡锦涛在"接班人"问题上的失败被媒体追踪。胡锦涛连让李克强回答西方记者提问的胆 量都没有，可见共青团帮派底气不足！

李克强在二零零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七大"失去"接班人"前景，并不是他的第一次 政治挫折。早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处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李克强在差额选举中落选。这反映出中国多数高级官员对缺乏业绩的团干部 不公平地高速升迁十分不满。连区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愿意给团干部，怎么会给李克强"接班人"的位置！连区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选不上的李克强，有什么 威望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胡锦涛试图推出李克强做"接班人"落空后，又策划在自己退休前确立李克强为下一任总理，以此挽救共青团帮派的衰落。胡锦涛的这个帮派意图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多数高级官员中是不可接受的，在公众反应中是负面的，在国际观瞻上是不严肃的。

二十六年前，一位中共中央机关的敏感人士问我：李克强在年轻一代里是一流人物还是二流人物？我明确回答：他是二流人物。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会的一位高级工作人员讨论中国问题。这位美国人对李克强的评论是：他同胡锦涛一样，什么都不做。这种评论预示出今后国际社会对李克强不屑一顾。

李克强同我多年的交往中，最关注、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上去".他的小官吏的卑下心态，不是通过积极投身改革"上去"，更不是通过民主进程"上去"，而是依赖靠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保守路线"上去"，特别是依赖共青团帮派的扶持"上去".

现在李克强是中共领导层内支持胡锦涛拒绝民主改革的主要帮手。胡锦涛五年后退休，李克强将充当共青团帮派的核心，他将力图保存胡锦涛的僵化方针，他将成为第五代领导人中的主要保守人物。这对中国的政治变革、良好治理、全面转型十分不利。

所以，我不仅反对李克强谬任本届中国政府副总理，更反对李克强谬任下届中国政府总理。

【评语】如果一个人的政见与个人恩怨扯到一起，就失去了客观性。李克强可不可以胜任现在的工作，自然会由他的工作成绩在这几年拿出成绩单来。

海外人士骂中国： 中国缺乏合适的最高领导人

这位作者方觉大骂胡锦涛没有在第一时间赶赴救灾现场，没有资格做中国最高领导人：

本星期一，中国发生7.9级强烈地震。面对这一罕见的特大灾害，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本星期五才迟迟来到震区。

不懂国际惯例的“河川枢纽电站专业”的胡锦涛需要知晓：各大国的通行做法是，一旦该国发生特大灾害，最高领导人应该 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害现场，至少应该尽可能贴近灾害现场，以便实地掌握灾情、靠前指挥抢救。“5.12”大地震发生长达5天后，胡锦涛才来到震区，完全是 “马后炮”。

胡锦涛的一大特色是时时处处“讲规格”。“5.12”大地震发生后，最高领导人不及时前往震区，意在表示这样的灾害还不值得最高领导人亲临现场。数以万计的人民死亡、失踪、埋于废墟、无家可归，够不上“最高规格”，那么多大的伤亡才够得上“最高规格”？

胡锦涛的另一大特色是时时处处“讲政治”。“5.12”大地震的震中在四川省西部藏区，这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地区， 也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时段。不久前胡锦涛刚刚主持了对整个藏区（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南部、云南西北部）的民族反抗的镇压与防范。胡锦涛对内对外继 续错误的对藏政策。最高领导人“过早”前往发生大地震的藏区，是不是会被外界“误认为”中共的对藏立场“软化”？是不是会鼓励“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 利用藏区大地震“兴风作浪”？最高领导人迟一点到震区，似乎有利于显示中共政权的“稳固”，似乎有利于展现中央政府的“权威”。

胡锦涛的第三大特色是时时处处只讲空话、不做实事。本星期五胡锦涛在震区依然是空洞的“慰问”，没有任何实质性措 施。作为最高领导人，面对几乎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最重要的决策应该是：中央政府准备立即拨付多少可以满足救灾需要的紧急款项？中央政府何时拟定震区重建的 财政方案？对这类核心问题，胡锦涛一字不提。大部分震区是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根本没有能力救灾重建。四川省就整体而言也不富裕，救灾重建的能 力极其有限。然而，贫困的和不发达的震区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说“缺乏经济价值”，更“没有战略价值”。所以，最高领导人对最关键的中央政府的救助规模不具 体宣示。

胡锦涛的“讲规格”是漠视人民生命，胡锦涛的“讲政治”是坚持政权利益高于民众利益，胡锦涛的“讲空话”是贻误特大灾害的应急处置和长远恢复。

如果说“5.12”大地震有什么大启示，那就是再次告诉人们：中国还缺乏大国的称职的最高领导人。

【评语】如果胡锦涛上了第一线，这位作者估计会大骂温家宝。

海外人士骂中国： 专制政府是万恶之源

这位作者施英，认为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了中国，震惊了世界。奥运火炬在中国境内传送，但火炬的光辉已经黯然，全世界都聚集在中国的四川。

我作为一个异议人士，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抨击专制制度，是我毕生的准则。但在四川大地震期间，在国难当头，政治问 题我要放一放。当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先生曾提出"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如今，大敌当前是地震，是人命关天，四川震中多少灾民 等候救援！这时候谈什么政治，甚至把地震当成是对中共的"天怒"，甚至幸灾乐祸，那都是没有人性的。现在的一切焦点都是救灾。

我不会赞美共产党专制统治，也不想刻意树立共产党领袖的所谓"形象"，但我必须客观，必须认定事实--中共当局对地 震反应很快，对救灾全力以赴。这不仅是事实，也是西方国家和媒体所认定的。没有人要妖魔化共产党，要看的是共产党如何表现。温家宝先生作为中国总理，作为 中共领导人，他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比起邻近的缅甸灾难，中共的表现可圈可点，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令我感动的是，当大地震来临，中国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力量。"NGO"这个我们期待的组织，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 "牛博网"组织善捐，韩寒等作家驱车到四川震中；台湾、香港以及国际社会大力救助，都让人感动。中共宣传部曾经下令媒体的报道要统一在新华社的口径中，但 几乎所有的国内新闻媒体都置若罔闻，媒体组织毅然我行我素，坚决对抗宣传部的指令。中共宣传部哑声了，这才显示了民间的力量，显示了真正的民意！

我亲身体会，整个中国民众行动起来，人性的火花到处闪耀。我所在的公司是私人企业，但这里的员工个个自愿捐款。有人质疑说，共产党如此腐败，捐款会不会到贪官的腰包？是的，客观如此残酷，但人们都在求心里的平衡，不管怎样，总有捐助到达灾民的手中。

大地震整个最痛心的是学校，是那些无辜的孩子。地震可怕，但也不可怕。如果学校的建筑不是豆腐渣工程，就如同北川县 刘汉希望小学一样，所有的师生都在大震中安然无恙，那该有多好！遗憾的是，地震给几乎所有的学校毁灭性的打击。那些学校旁的政府大楼傲然屹立，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中共经常高喊的口号，也不过就是口号，事实上穷的就是教育，苦的就是孩子。这次四川大地震血淋淋的事实 告诉了我们，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

【评语】至少这位作者对地震的态度是正确的。不论观点如何，都应该以救灾为第一要务。但是，其把任何问题都归结于政治制度，是很幼稚的。看一下其他民主国家，比如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等，地震后学校倒不倒。

海外人士骂中国： 因为共产党当权，所以无法预测地震

一位叫谢菲（不知是否是化名）的作者，引用异议人士，周易预测家郭泉的话，认定因为中国是共产党当权，所以不可能对地震进行预测。言下之意，只要推翻共产党，中国就可以免于地震灾害。

四川汶川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超过3万人死亡，据计另有数万人还被埋在废墟之中，生还希望渺茫。如果地震可以向天气情况一样，事先得到预报，无疑会减少大量不必要的人员及财物损失。对于地震的可预测性，中西方科学家的观点出入很大。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地震起因是地球内部深层运动引发表面板块震动。而对地球内部的观察要比观察云的走向以及风向困难 得多。德国波兹坦地理研究中心负责人金特教授观点很明确：“观察地球板块的运动不等于可以预告地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科学家能够成功预告地震。 中国的科学家有过多次试验，其中也成功过几次，但是地震预告目前还是不可能的。关于动物可以提前察觉地震到来的说法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

金特教授提到的“几次成功”其中包括70年代中国科学家预测了海城地震。德国媒体却认为中国科学家的成功在于海城地 震之前有明显的前震迹象。这并不证明中国科学家成功掌握了地震预测。在中国科学界也存在“主流”和“非主流”两派。“非主流”科学家多年来始终坚持地震是 可预测的理论。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周易预测学家郭泉先生在其题为“临震预测不是伪科学”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耿庆国先生曾在1976年就预测了唐山大地震。对于512汶川地震，耿先生也作了精确的预测，然而却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

郭泉表示，临震预测绝不是科学迷信：“我感觉金特教授的观点是错的。预测地震可以通过观察地球外表宏观变化，包括水 文变化，比如震前井水会上下起伏。动物也会发生异常。动物特有的声纳功能，可以在震前感觉到地层的变化。汶川地震之前，5月10号，周边100公里的地 方，所有的蟾蜍都集体搬家。5月12号，武汉市动物园所有动物发生异常。比如老虎狮子等夜行动物都在白天发生异常。还有就是气象的异常，5月10号，在阿 坝地区上空出现了地震云，是由于地球的震动波对运产生了作用。最后一个现象是地沉现象，就是地突然陷下去了。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另外，中国有3000 年的地震观察史和预测史。古代皇帝把治理天灾当作最首要的任务，所以培养了大量的地震预测专家。这些专家把所有观察的现象总结出来就是周易。”

如果像郭泉先生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总结了一套预测地震的方法，而且当今社会也有不少“非主流”科学家多次成功预测 地震。为什么还会发生类似唐山大地震，以及此次四川大地震这样严重的灾害？科学家的预测为什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虚惊一场总好过重大人员伤亡。郭泉对此的 看法是：“中共上台之后，发生了变化。第一他认为可以测，但是测不准。第二是，不愿让百姓恐惧的等待，造成社会不稳定，从而影响执政。这是中共从76年之 后不愿报地震的原因。中国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不在学术，而是是否以政治挂帅，认为政治的稳定高于一切。其实，地震预测工作才是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震后 抢救工作已经不是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了。抢救人民是每个政府正常的工作，而作地震预测才体现一个政府的责任心。”

【评语】有人提出看到绵阳有数万癞蛤蟆过街，就可以认为大地震会来临。而同时有人引用武汉附近一个水塘突然干枯，和江苏泰安的动物异动，作为引证。不是说动物异动不是值得注意的情况，但是你如何从以上三个例子，判断哪里是震源？是不是全中国都要发布地震预报？如果动物知道四川会地震，那么汶川，都江堰和北川的癞蛤蟆和其他动物为什么不乱跑？

汶川大地震反思之六

其实，我对军事方面的知识和背景还是挺多的。所以对这次用空军救灾的事不想太快发表评论。还是想等海外一些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说三道四的异议分子，凡事都要装出一副专家的模样大发妙论，出尽了洋相之后，才想出来说几句话。

不是所有人在山区生活过，更不是所有人在四川的山区生活过，当然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读过李白的“蜀道难”，都知道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有就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以及“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们可以用三句短语描述蜀道之难： 一是山高，二是路险，三是谷深。

不要说经历一次7.9级的超强大地震，就是随便下几次大雨，造成几次山洪，来几个塌方，或者是泥石流，交通就会完全中断。问一问在山区长期开车的司机，就知道危险。而在交通中断之后，一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就派不上用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满山滚石大如斗，从高山冲下来，不论是几层高的楼房，还是大型车辆，都像是打保龄球一样，摧枯拉朽，无一幸存。而且，只要一段路线被泥石掩埋，一边是高耸如云的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无论你有再多的机械和人力，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能单兵作战，其他人只可以轮流换班。如果要是隧道塌方，或者是桥梁中断，修复的难度就会更高。

所以说，当温老爷子头一天下军令状，要求部队当晚就修通公路，其实不是实际可行的。实际的做法是一边让救援队伍靠步行走进去，而幸存的灾民和轻伤者靠步行走出来。再争取用直升机将医疗队送进去和将重伤员运出来。

有批评人士指出，头一天就应该将军队空降进去，甚至有人荒唐的说，应该将三十万部队投进去。其实这些人也许不知道，其实区区的几千人空投，都是很大的操作工作。而且这些山区的山比西藏的山还高（西藏的山海拔高，但是从山脚到山顶的绝对高度，四川的山要高得多），空投人员和物质的精确度都很差。直升机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在峡谷运作，气候条件要求很高，对能见度，风势，雨势和停机点都比较苛刻。而且余震中的飞沙走石，对直升机都有很大威胁。所有在一开始，这一选择也是很不理想。

最初的15名空投人员只是要摸清和了解失去联系的灾区，使救援指挥中心可以调整人员和物质调配，并在可能情况下组织自救。作为一个紧急救援，这个方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可以反映出我们在防震防灾工作上有很大的漏洞和疏忽。为什么我们会与一些汶川的灾区失去联系？

如果我们有一套完善的防震防灾制度的话，也许我们会考虑到电力和通讯中断的应急方案。比如年初的雪灾也有这些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些乡镇中有些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和几套卫星电话。就会有专责和后备的人员，和专门的报告手册（如果专责和后备人员不幸遇难），可以在灾害后向指挥中心报告灾情。可是我们这方面准备基本上是完全缺乏。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交通中断的应急措施较差。一位汶川出生的女大学生据说为空军提供了直升机降落的地点。如果我们早就有对灾难的应急方案，救灾的部队就不需要临时想办法，用冲锋舟，或是找降落点，而是立即根据救灾计划施行，使救灾工作事半功倍。

当然，这一次的大灾难可以说是在中国交通难度最大的地方发生，救援的工作异常艰苦。恐怕除了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以及当地身体超常的山民，其他地方的人很难在这些艰难的山区可以靠步行长途跋涉几十公里和十几个钟头（本人出生在山区，有动不动就要走几个小时山路的亲身体验）。所有说如何做好救援工作是一个大的挑战。

其实最有效的作法是，先由少数的救援队伍步行进入分散的灾区，然后尽量组织青壮年进行救援活动，同时组织其他帮不上忙的幸存者走出灾区。这样可以将震后瘟疫的机会缩小，又减轻物资供应上的困难，还使幸存者避免在大大小小的余震中丧生。然后，随着专业救援人士的到来，不断将非专业的当地人民转移出去。保持灾区人数的小型化，因为在余震中，修通的公路随时会再次中断。

当然，要这样做的难度是许多灾民并不愿意离开废墟下的亲人，很难立即劝告他们离开。这也许是一个无法两全的处境。

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太依赖于空投物资进灾区，现在可能应该做的事，立即向附近的省份，如贵州，云南，陕西，湖南和湖北等，疏散灾民，空出成都来接受汶川，茂县，北川等灾民。现在太大的物资集散压力在成都，会造成灾区的物质供应紧张。把灾民移到附近省份，将救援物资分流，将照顾灾民的责任让其他省份分担，可以减轻救援指挥部的压力，使其可以集中精力，保证对救援人员的供应。

海外人士骂中国： 曹长青：腐败政府是“震中“

曹长青对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是地震的原因：

四川汶川5. 12大地震，几万人死亡，震动中外。中国在七十年代曾发生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32年间这两场大地震，有很多相同性，通过比较，人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进步和落后。

首先，两次地震都是7.8级，当于400个投到广岛的原子弹破坏力，属于强级地震。但对这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都没 有事先做出警报，完全在状况外。虽说地震是天灾，准确预报很不易，但在发生过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国又处于地震带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更应致力地震研究和 预测。但对这两次大地震，“吃地震饭”的中国专家和官员显然全都“失职”。

第二，震前都发生自然界反常现象，但都没被重视。在第一时间到唐山地震现场采访的《解放军报》记者钱钢在其所著《唐 山大地震》一书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现很多“异常现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渔场，鱼儿像是疯了，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满院子飞； 蜻蜓像蝗虫般以百米的宽度飞行；棉花地老鼠成片仓皇奔窜；黄鼠狼结队向村内大转移……

在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类似现象：震前两天，绵竹市出现数十万蟾蜍爬上马路大迁徙（绵竹离震中汶川只有几十公里）。不仅四川，江苏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现过数万蟾蜍群移的反常现象。

唐山地震前，当地有大池塘的存水突然消失。四川地震前，湖北观音塘的八万立方米蓄水在五小时内沉入地下。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后来也说，唐山“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鉴”，中国地震局的官僚们却对四川的“异常”习以为常，根本没予重视。

第三，震前都有报警，但都被忽视。唐山人张庆洲经过长期调查，于2000年写出20万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专著 （后改名《唐山警世录》，目前仍被中宣部列为禁书，因担心民众知道内情）。该书引用中国地震局资料证实，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内，地震专家汪成民等做出过 多达9次（！）的预警报告，但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批邓反孔运动（当年初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打倒），“国家地震局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所有预警报 告都被压住没上报（唐山地震六周后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当地的地震科研小组成员田金武还当着来自全国参加地震考察会议的百名官员和专家“郑重 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但这一切都是“说了白说”，那是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龙县，当年虽震倒18万间房屋，但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就因当地县领导得到汪成民等地震专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准备。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公开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但这轻描淡写的九个字背后，是24万人死亡，70万人受伤，7千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7千多个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

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讯。在震前9天，四川民间就有将发生地震的传言，民众打电话给当地防震局要求采取措施， 可能是由于很多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门不去深入研究和采证，却马上指这是“谣言”，并要追查谣源，还在四川省政府网上发布 “避谣”公告。但在地震真的发生之后，省政府的网上“避谣”公告却马上被删除了。

另一个反常现象是，汶川大地震发生12分钟之后，英国路透社就引用美国地震报告说，四川发生了7.9级地震。而中国 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即近半小时后才公布说，四川发生了7.6级地震（后来修订为7.8级）。如果说对地震不能事先预报，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 为什么在第一时间隐而不报，比美国还晚报16分钟？而且连地震级别都“弄不清楚”、一再改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样有政治因 素？这无法不令人质疑。唐山地震的漏报，是在事件发生十年后、钱钢的采访录《唐山大地震》问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发生29年后、张庆洲的 调查性专著《唐山警示录》问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还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内幕。

第四，两次大地震后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无能。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感叹说，早在公元132年，中国东汉时期 的张衡就研制出人类第一台地震仪，能测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中国的地震官员们却无法知道“震中”在哪里，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 寻找。最后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再加上北京电信局说，往唐山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才确定“震中”是唐山。这时距唐山地震已有二 个半小时之久。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山地震后的150分钟之内，这个灾难城市，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确定唐山是震中后，北京高层马上派军队去唐山救援。可是赶去的部队完全没有地震救灾经验，没有带起重机、电焊、切割 机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设备。直到地震发生十天（！）之后，才调进去吊车等。在地震后长达200多个小时之内，无数被夹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幸存者，都眼睁睁地 死了。钱钢在采访时发现，一个营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时候都是用手扒废墟救人。当时的悲哀、紧急气氛可想而知，但当官的没 有专业知识导致的决策错误，多少双手致残，也扒不回来那些生命了！

而这次四川地震，中国政府派去的救援军队，从媒体画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机器，大部份救灾人员仍是徒手救人，和 当年一样完全没有地震救灾经验。中国有过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灾部队需要带吊车、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识，但北京当局显 然没有认真做救援操练和准备。温家宝指挥的“救灾”，仍和当年四人帮一个水平！

但和当年不同的是，据钱钢书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时间，北京高层就要求负责国防的副总理陈锡联报出“一连串野战军的番号和驻地”，调动了10万军队去救灾。什么“摩托化军”、装甲师、尖刀连等都用上了，十万野战军从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进军，俨然像打一场大战。

而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军队。而当时已经清楚地知道是7.8级的强震、死亡人数上万，还有几万人下落不 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难道是猪脑袋在指挥？！后来军方决定增兵二万，计划增至五万。但即使五万，也比唐山的10万救援部队少了一半。唐山是一个 城市，而这次四川地震则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区乡镇，更显救援人数不足。

当年虽是四人帮时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灾的中共高层中，有曾在唐山做过市委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吴德。当他得知当年英 国人盖的那座墙有一米厚、最坚固的大楼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决心和急迫感。当时设在北京的救灾总部，据钱钢的书，有总参、空军、 铁道部、卫生部、商业部、煤炭部、国家物资总局等负责人参加，几乎是全国动员。

而这次中国总理温家宝不在北京这个电讯中心进行统筹指挥，却带着媒体的记者们，乘好几个小时的飞机跑到四川，拿着麦 克风讲话“做秀”，然后通过政府控制的媒体，制造“国家领导人”关心灾民的神话。简直比四人帮时的吴德要“无德”多了。每当中国遇到灾难，借机张扬政府和 领导人永远比救命救人更重要；这是中共历来的传统。

唐山地震时，中国的空军全部动员。钱钢的书说，在知道地震的第一时间，空军司令摊开地图，标出全国各个机场的位置，拟订救护登机方案。当天下午就有五架飞机分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

可是在唐山地震发生30年之后，中国在经济能力、科技水平都远非当年可比的情况下，四川大地震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成 都军区才派两架直升机飞往“震中”的汶川。飞行员哭着报告：惨不忍睹，95%的建筑倒塌，看到躺着的人多，会动的人很少。既然直升飞机可以开进去，为什么 只是2架，而不是20架、200架，马上空降部队、空投急需物质？

钱钢的书说，唐山地震后，全国有二百个医疗队、一万多医护人员，在唐山废墟上设立救护点，瓦砾上插着一块块木牌和旗 帜：空军总院、海军总院、上海六院等等，进行紧急救援；并调动大批飞机和列车，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的伤患大转移；仅用飞机运到辽宁的伤患就有 18591名（骨折伤占58%）。

可在今天的四川救灾活动中，至今还看不到这样的画面，只是看到温家宝在摄像机前，以他那“账房先生”的模样，大讲什 么“同胞们，同志们，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不要说这全是官话、套话、废话，就等温家宝拖着长腔讲完这一句话，好几条 人命就没了。难怪中国网民愤怒地说，官方千篇一律地重复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可地震都几个小时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要你们来装腔作势干什 么？

第五，地震后都是控制媒体，不让人民知道真相。根据钱钢的调查，唐山地震时，“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 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地震消息和死亡人数等都是“秘密”（唐山死亡人数是地震三年后才公开的）。很多唐山地震照片，“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 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在唐山后来建 的“抗震纪念馆”中，九个展厅竟有八个展示“新唐山建设成就”。只有一个展厅和地震有关。而关于地震预报情况，只有角落里的四幅小图画，画的是鸡不上窝、 黄鼠狼搬家等图案。共产党的草菅人命、视政治宣传如命，在这个展览中可谓一览无余。

这次四川大地震，虽然可以拍照、也有记者进去采访，但共产党仍是通过控制的媒体来左右舆论。有报社编辑透露说，总编 室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关于四川等省区5.12地震伤亡情况，任何媒体不得擅自发布，待国务院授权后才能发布，各媒体一律不得到地震灾区采访。中国民众从中 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看到的救灾消息和画面，都是经当局审查过的有利于政府的宣传。

正由于政府控制新闻，所以，在地震中倒塌了很多学校教学楼，近二千学生遇难，而政府大楼却安然无恙这种消息却不被重 点报导。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题为“中国地震更暴露出正扩大的贫富差距”（China Earthquake Exposes A Widening Wealth Gap）的报导指出：相当于德国、有8200万人口的四川，乡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去年才590美元；这场地震对穷人来说是雪上加霜，今后生活更艰难。这些真 情也很难上到官方报纸版面。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导，正在成都机场进关、办理返台手续的台湾红叶旅行团的成员表示，地震时，“正在机场查验护照 的官员拔腿就跑，接着一片混乱，机场官员各跑各的。”这些“拔腿就跑”、放弃职守的行为，中国官方媒体则不予报导。中国开放了三十年，但控制新闻，尤其遇 到大灾难时操纵媒体，则没有任何本质变化。

第六，都是事后拒绝国际援助。唐山地震时，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要向 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当时的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 等。但所有这些外国援助，一律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共中央慰问灾区团到唐山，中共领导人说，“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 我们！”那些听众们热烈鼓掌，欢呼，流泪……今天，连当年的官员也承认这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不可原谅的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居然一如既“蠢”。在四川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对地震救灾很有经验的日本、 台湾，还有澳大利亚等，都提出派搜索队参加营救，但在对保住人命最关键的震后72小时之内，这些要求均遭中国政府拒绝。日本救难协会理事长伊藤裕成很感叹 地说，“受灾情况已扩大成这个样子，还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实在令人感到很遗憾。”他们的救难人员将携带碎石机、起重器等工具，可协助搜救被压在倒塌建筑物 底下的人。中共政府这种可恶的拒绝外援的举动，和目前遭到强烈风灾、几十万人死亡却长时间拒绝外援的缅甸军人政府完全一样，那就是意识形态远比生命重要！ 每到关键时刻，独裁政府的本色一定要显露一下。

专家指出，国际专业救难队与中国救灾人员最大的不同，除经验外，高科技的生命迹象搜寻设备和高灵敏度的救难犬，更是 在黄金72小时内拯救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下生还者的利器；尤其是夜晚来临，大片的灾区如果光靠灯光手电筒等，根本无法得知何处还有生还者等待救援。而中国 “毫无经验与缺乏科技设备的救灾人员，是否能在黄金72小时发挥最大救援能量，实在令人怀疑。”

第七，政府都是利用地震进行“爱民”宣传，将错误变成政绩。钱钢说，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 人定胜天。当时中国报纸上，几乎都是这种报导：“一位幸存者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的毛主席的石膏 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着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一位缠着绷带的诗人面对废墟，激动地连连感叹，这都是诗啊！这都是诗啊！不顾妻 子女儿遇难留下的悲痛，充满激情地抓起纸笔，就开始在膝盖上写诗。”“在震后废墟上，就召开了学习小靳庄赛诗会；政治夜校在震后三天就恢复上课。废墟上的 标语是：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发生了那么大的灾难，政府既无事先预警，事后也因政策失误（救援部队不带大型机械等抢救设备 等），导致很多人等死，但由于政府控制媒体和舆论，结果中国老百姓，包括唐山民众还要对共产党“感激涕零”。

今天，虽然上述唐山地震时人们那种政治疯劲不见了，也不再先抢救牲口、跪拜胡锦涛了，但是，在政府操纵媒体的新闻制 度下，官方电视画面，仍几乎全是政府如何调动各方力量，怎么努力救援。一场中共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地震局没有预警的大灾难，反倒通过宣传变成了党和政府的 “功绩”。这和唐山地震时的情况本质是一样的，虽然前后相差了32年，整整一代人！

但毕竟今天的中国已非四人帮时代，人民也不再那么愚昧。虽然官方控制媒体，但民众自发用手机等拍了很多现场照片。更有人敢在网络上痛斥国家地震局无能、温家宝“做秀”、共产党政府腐败。

这场大地震，像当年唐山地震一样，暴露出中国的制度问题。在发生多次强震的中国，政府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地震研究资 金，以达事先预报，挽救更多生命。1976年时的中国，处于政治运动狂热之中。今天的中国，则处于民族主义疯癫。中国虽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存底，却用来办好 大喜功、炫耀国家强大的奥运会（实则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北京奥运最初预算三百亿人民币，现已增至四千亿，相当650亿美元，不仅是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五倍，而且超过人类以前历届全部奥运会开支的总和！这个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仍很贫穷落后的国家，真是疯了！

即使中共拿出奥运投资的百分之一，今天四川的救灾也不会是这样的局面。共产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是天灾时无法有效救援，更是所有政治“人祸”的源头。因为本质上，共产党才是导致所有灾难的“震中”！

【评语】 曹长青不应该造成读者一种假象，好像钱刚背书他的观点。好在这几天钱刚上镜的机会比较多。比如今天他就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救灾工作有很大进步。这里是他的一个最近的帖子：

http://bbs.rednet.cn/MINI/Default.asp?10-12192817-0-0-0-0-0-a-.htm

一天多来，接到许多传媒的电话；因为出差在途，更有许多人急于联络我而未果。我无法一一回答大家关于大地震的问询，愿借南方都市报一角，表达我的心情：此时，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为紧迫！
　　
　　
　 　直到13日夜，关于震中真相的报道依然远不够详尽。救援队伍已经到达，正在开始大规模抢救。而在此之前，有无数被压在废墟下的一息尚存的人，已经在孤立 无援的境地中，度过了恐怖的第一个昼夜。唐山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余震频仍，倒塌的房屋在继续解体，可能有数千，可能有数万被压在楼板、砖 石、钢筋下的人们，多数已经受伤，无水，无食物，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大多数人，不可能坚持超过三天。
　　
　　
　　救援队伍进入 震中的时间，已经比32年前唐山地震时晚。与死神搏斗，抢夺生命，是现在这几十个小时救灾的第一急务。请救灾指挥者记住唐山地震和台湾“9·21大地震” 的经验教训。我们渴盼援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时不我待，请专业抢险队和解放军尽早到达幸存者的身边或是附近；请医疗队火速在现场开设急救帐篷；请立刻 开辟直升机着陆场抢运伤员；请立刻在成都设立伤员转运中心；请在灾场之外的各城市立即部署接应医院；请布置专门人员密切注意仔细倾听幸存者的求救信号（如 敲击声）；发现踪迹，边挖扒边送食物和水；对大片倒塌的楼群，请设法用鼓风机送风，请调动消防车持续大量喷水。
　　
　　
　　有的 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至于有的传媒，震中信息尚且朦胧难辨，就已经 主题先行，搞策划，玩深沉，就更不合时宜。没有比人更重要的了。在千万人命悬一线的这几日，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抢夺生命的大战。让我们给指挥者进言献策， 为徒步进入震中的救援者鼓劲助威，为在黑暗中挣扎的同胞祈祷，加油！
　　
　　
　　我也恳请指挥者，在十万火急之时，保持清醒的科学态度。请珍惜战士和救援队员的血汗和生命，不能像唐山地震时那样赤手空拳地蛮干。尽快调运大型机械，至少给抢救者充足的工具。在传媒的实时传播下，万不可用战士的生命去制造场面，去作秀。
　　
　　
　 　这是令人忧心如焚的分分秒秒。12日晚，许多人彻夜不眠，一直守在电视机前。我从北京回到香港，一路上，到处看到人们在关注议论汶川。1976年唐山地 震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大地震在中国大陆发生了，而对它的反应、对策，一开始就遇到重重险阻。这场考验的严峻程度，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一切高谈阔论，此时都苍白无力。行动！此时最需要的是行动。立刻行动，从抢夺生命开始。

海外人士骂中国： 王丹：大灾之后，谁来负责？

【从现在起，我将增加一个栏目--海外人士骂中国，专门转贴海外中英文批评中国的言论，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

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对汶川大地震发表评论，要求中国领导人对大地震负责：

四川强震，不仅震撼了三分之二国土，也震撼了所有国人的内心。当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人间地狱一般的惨景，当我们从亲人 朋友的口耳相传中听到那些令人泪下的悲伤故事的时候，也许巨大的悲痛暂时使得我们当下只能集中精力去抚平内心的伤痕， 而无暇去思考悲剧的前因后果。但是，当我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出现这样一个堪称国难的巨大灾难事件，到底 谁该来负责任？难道，我们只是把一切都归罪给老天，然后就听天由命了吗？难道这次严重灾害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是不可避免的吗？

如果要追究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是中国政府的第一号人物胡锦涛。尽管胡锦涛不具体负责政府事务，但是作为政府的最高 领导，基本的职业伦理就是，属下的责任也是自己的责任。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国的最高负责人不应当认为与自己无关，不能有荣誉就代表中国领取，而有了 过失就推给属下。也许胡锦涛不必为此下台，但是至少他应当出来代表中共，代表政府向灾区人民道歉。

第二个要追究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政府的运作，温家宝负具体执行的责任。既然是全国人民的大总管，现在全国出了这样的灾难，总管自然难逃其咎。尽管在救灾工作中，温家宝也算尽心尽力，但是以身作则承担责任，也是作为一个总理的基本风范。

第三个要追究的是前任主管教育工作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和现在主管教育工作的教育部长周济。这次地震对国人内心造成的最 大冲击，莫过于很多学校的建筑倒塌，导致大批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小学生被活埋惨死。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一个孩子牵动的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和未来，因此他 们的遇难显得更加令人无法接受。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出现普遍的教学楼倒塌的事件？国家主管教育的机构是否长期忽视了学校建筑的安全质量问题？国家喊着抓 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却连基本的教育硬件都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主观教育工作的官员这次明显的触犯了“渎职罪”，罪责难逃，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惩处，以平民 愤，否则当那些失去全家唯一希望的家长和长辈们从悲痛中苏醒过来以后，他们的怒火势必冲击到社会的安定。

当然，要被追究责任的还有很多，比如事先对防灾工作不够重视，导致灾情发生以后反映迟钝，危机处理能力不够的各级地 方政府官员以及那些被灾情揭露出来的豆腐渣工程的原来的负责人等，但是我特别提到以上的一些中央政府高层领导，是因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其问责制应当是自 上而下进行的。我们过去发生过那么多次灾难，都只是找几个最基层的负责人处理一下了事，这从根本上无法建立起问责制在应对社会危机中应当有的权威性。灾难 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建设一个能够更好地面对灾难，以及防止灾情造成过于严重后果的政府是我们可以尽力的。

【评语】

王丹在美国是白呆了。

汶川大地震反思之五

汶川是大禹的故里。大禹是我们中华民族先祖里划时代的英雄人物。没有他领导的治水工程，中华民族是否会延续至今，恐怕是一个疑问。

汶川不远的地方是都江堰。那里在几千年前的秦代产生出又一代我们民族的优秀人物李冰。李冰切开坚硬的花岗石，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二十米宽的宝瓶口，引岷江水东流，造就了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即使在汶川大地震的今天，都江堰工程仍然丝毫无损，继续发挥当年李冰设计的功能。

比一比老祖宗，再看看今天我们自己，是否有些无地自容？ 比如说，除了21余万座地震后倒塌的房屋外，400余座水电站的损害情况又如何？我们扪心自问，与我们的老祖宗相比，敢拍一拍胸脯，大声说： “我这个工程敢与李冰的都江堰相比，至少能用两千年！” 我们今天防洪抗洪的能力，我们今天修建水利工程的水平，敢不敢和大禹和李冰相比？

如果你看了我前面的几篇反思，你会发觉，我并不注重建筑中的偷工减料和可能的贪污受贿，而是更注重普遍的，整体的，系统的方面。当然，我们可以说，某某学校盖了七层高教学楼，而不是规定的五层，或者天花板用了不该用的建材，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个案，不能解释为什么21余万房屋倒塌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是把几个犯法的责任者当作替罪羔羊，而不从更深一层想问题，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那么这死难的数万同胞就真的白死了。

正如我之前指出，当前中国建筑的防震标准根本不可能曾受这样强烈的一次地震。也就是说，根本就不该建这种混凝土方式的房子。那么我们应该建什么样的房子？ 有没有国际先例？

我想问的是，李冰建设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时候，他有没有国际先例参考一下？

我们祖先里发明造纸的蔡伦，活字印刷的毕升，发明火药的，指南针的，拱桥的，火箭的，双向水闸的，隔离式船舱的，等等，有哪一位有国际先例可以参考？

说到地震的预测，我不由想起了差不多两千年前，东汉的张衡--我们民族又一位优秀的人物。他发明的地震仪在人类史上的贡献可以说是承先启后。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预测地震的水平和减少地震杀伤力的能力，还不如美国？

也许，我们今天的科学家们，工程师们，建筑师们，等等，太忙于学习西方的长处（和西方科学带来的局限），而忘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是充满了一个原创力的民族。今天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衰落，我们至少有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和GDP有多少是来自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业？有多少是出自科技创新？

这次大地震是不是启示我们，成不成为世界强国并不重要，和西方发达国家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创造出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方式方法。也许，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可以发扬出我们的创造力，才可以面对我们伟大的祖先。

汶川大地震反思之四

我在第一篇反思文章中曾说过，中国应该在“软救灾”上大力改进。

首先是在这次灾难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在经历了震后的震惊，恐惧后，然后是等待救援的希望和焦急，之后是对救援缓慢感到的无助和失望，之后是对亲人丧失的痛苦和悲愤，现在冷静下来，估计是怒火万丈，要找人发泄。而大概发泄的目标会是以下几条：

1.是不是有地方官员贪污，造成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建筑质量低劣？

2.是不是有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造成“豆腐渣工程”？

3.是不是政府救援速度太慢和专业救援队来得太迟？

4.是不是解放军和武警救人时，不够专业？

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以中央为首的领导人要带领地方各级的官员去慰问失去亲人的灾民，要向灾民对任何救灾的不满表示道歉，对灾民对建筑工程的质疑，承诺在救灾完成后，进行客观的调查，给灾民们一个交代。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人民养的，除了做好人民的公仆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利。就算人民--我们的老板，骂的不对，官员们都应该低声下气的挨骂。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有忍耐力和理解力的人民，就算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丧亲而冲动，大部分都会理解救灾中这样那样的不足。

其次，全国要派出大量的心理医生，对受灾的灾民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们能够从哀伤中得到心灵医治。千万不要低估这样大的灾难对人的精神造成的巨大伤害，如果不好好医治的话，可能会造成终身的后遗症，对灾民，尤其是小孩子的未来生活留下永远的伤痛。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我们不光要救活灾民，还要帮助他们生活上和心理上，都恢复正常。

第二点，是对父母双亡的孤儿，在提供被家庭领养时，最好先选择一些有与他们同龄的孩子的家庭，让他们在有玩伴的环境下，可以比较好的恢复。切忌让没有孩子的家庭领养，令孤儿感受上更加孤独，而和领养父母的感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无法建立起来。在心理疗伤上，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正常的环境，让他们有同伴可依赖，加上定期专业的心理辅导，才可以慢慢的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第三点，是对伤残的人士要有很好的照顾。尽量安排他们进伤残学校，学习适应新的生活，早点学会一技之长，让他们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第四点，希望全国的各种宗教团体能派人去灾区为灾民和死去的亲人祈祷和祈福，并超度亡灵。

第五点，希望中国政府全国降半旗一个月，并宣布5.12为“国殇日”。以后每到这个节日，让我们为死难同胞而哀悼，永远牢记这个日子，从苦难中学习，把未来的防灾工作做得好一些。

第六点，应该将奥运会的火炬传送规模缩小，避免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等人民的哀痛心情稍微平息，再做打算。

汶川大地震反思之三

对此次大地震必然引发出关于房屋建筑质量，尤其是学校工程质量的争论。

首先要说的是，工程质量的好坏，其实就是一个字：钱。防震标准向上提一级，你的建筑成本就要加多一个零。比如在美国，任何一件小小的基建工程，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尤其是地震频繁的加州，花在防震的钱上，真是如流水一般。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贫富不均的世界，如果指望四川贫穷的山区如汶川，北川等等，要向加州看齐，可能不是这二，三十年可以做到的事。

即使比较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在钱上面并不缺乏，而且对防震有很多经验，在质量控制上，可以说得上世界第一。但是，一个7.2级的神户大地震同样夺走了超过6千条生命。不知7.9级的地震会造成多大损失？会不会象四川这样数万条生命化为轻烟？

其实，中国和所有世界中的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建设上不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奢侈”。没有可能用高成本来盖学校，不能用盖五个学校的钱来盖一个学校，结果使其他四个没有教室的学生们学业荒废。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这样可以让所有的建筑，不能是公用还是民居，可以在未来不再从我们人类的守护神变成死神？

1.应该对所有灾区的建筑进行评估，从工程质量，建筑设计，楼房高度，地基方式，建筑材料等等，发现哪些建筑在强震中存活的机率比较大。比如说，羌族人民传统的石头屋，显然不适合在强震区。在建筑材料方面，有没有可能尽量开发木式结构？比如美国的加州多以木屋为主，四川可不可以开发出以竹材料为主？

2.立法对建筑进行重新分类。不要只是由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作为主要考量因素，而应以实际使用人数来衡量。如果一个办公楼虽然面积要比学校大，楼层要比学校高，但是在里面的人却要少得多，学校的标准就不应该比办公楼低。

3.对专业工程公司进行严格管理和认证制度。每年由国家建设部门考核，只有通过考核的公司才可以承接这类工程。

4.在落后的山区对建筑物高度进行限制，避免盲目攀比，以全村，全区，全镇和全县最高之类名义搞面子工程。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地震灾害应该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大部分的中国国土处在地震带上，超过200个一百万人以上的城市处于7级地震风险的地方。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基于人多地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住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现实需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像我们伟大的先贤一样，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出一种有别于今天的建筑形式。比如说，北京水立方的建筑材料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汶川大地震的反思之二

汶川大地震让全世界人最痛心的就是学校里的孩子们被埋在废墟之下。不是说我们对大人们的惨状没有同情心，而是大家的天性使然。每当任何大灾难来临时，我们人类总是首先想到孩子，然后是女人，然后是老人，最后才是我们男人。这似乎是普天下的定律。

头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学校比其他的建筑容易倒塌？

也许有人马上就很敏感的想开了去，比如说是不是地方官员挪用的建校资金，造成学校的质量问题，等等。当然，对这种猜测，不能是正确与否，都应该在救灾完成之后，进行调查。如果真有人为造成的原因，当然要依国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机制，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当然，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本身学校的施工要求就没有达到足够的防震的安全标准。学校和其他的建筑不一样，比如说政府和公司的办公楼，其房间通常比较大，因为要容纳足够的学生，所以本身的建筑结构就要危险些。而且学校的建筑通常都是中型，既不是象小型建筑那样安全，又缺乏大型建筑的资金，结果就造成了学校成为地震的最大杀手。

并非这次在四川是这样。最近两次发生在印尼和克什米尔的大地震都是学校倒塌而造成大量孩子的伤亡。当然中国的建筑法规关于地震的规则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国有超过200个过一百万人的城市在大于7级的地震带上。只不过是不是这些法规在建筑施工中，完全被认真遵守，需要政府进行严格监督。

另外，这次大地震证明有关方面对四川面临的地震风险估计不足。国家地震局把四川的风险列入Mercalli 7级。这个归类是以历史上的历次地震计算出来，其实已经算是很科学。以这个推算，在每50年，只有10% 的风险，四川会有一次有限的地震。那么此次地震算多少级呢？你会吓一跳：11级。

所有说，很可能的结论是，就算没有人贪污，没有偷工减料，这些学校可能都难逃厄运。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做，才对得起我们的孩子呢？就算是要死，也应该让我们大人去死啊！

1. 把学校列入比其他建筑更高一级的标准。不关是防震，还有防洪和防火。

2. 改进建筑工艺，使学校建筑最起码不要完全倒塌。就算是在强震中房子会摇晃，墙壁会坍塌，屋顶会陷落，但是建筑的主架应该要顶得住。

3. 立即对全国处于地震带的学校进行检查，做好加固和防震的功夫。

达赖喇嘛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总算可以转头来谈谈西藏问题。上次说到了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其实是一语中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看一看人权问题。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只要把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和1950年作一个比较，不难得出清晰的结论。 首先是全中国的藏族人口增加了1.8倍，人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至七十二岁，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种族灭绝”政策？更不要提学校，医院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建设。如果这些都不算是人权的话，那么以前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大多数藏民的生活不知应该叫什么。

再看文化问题，你与许会看到有些人抱怨他们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藏话，但如果你深入藏区，又会发现很多藏民却是藏语很好，但普通话太差。而且西藏本身的教育在1950年前基本上是零，大量对宗教，文化，历史和风俗的保存和发展，都是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够完成。比如说藏语的电脑输入法，使藏语可以通过手机传递信息。还有对格萨尔王传的整理，大力培养藏族作家，音乐家和舞蹈家，对藏族大学生的优先政策，对藏区农牧民的扫盲，等等。如果说“文化灭绝”就是让藏族儿童可以接受三语教育（藏，汉，英）的话，估计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被这样灭绝一下。

最后谈论宗教问题。到底西藏的喇嘛们宗教信仰有没有自由，我们不应该只听少数人的说词。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其他分支--宁玛派，沙耶派和噶举派怎么认为？就是格鲁派内部其他的如后藏的寺庙如何认为？即使在这次西藏骚乱之前，大部分的地方，如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信奉达赖喇嘛的藏民可以在家里挂他的画像，在青海的很多地方，达赖喇嘛的画像甚至在商店里都有公开出售。所以说，即使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在许多意见上相左，他作为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的地位从来都没有被否定。他被政府批判的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从事分裂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以寻求外国势力的介入，来解决中国自己的内部问题。而且喇嘛和尼姑喊分裂祖国的口号，打出非法的“国旗”，煽动民众去冲击政府机关和执法部门，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宗教自由有什么相关？

所以说，西藏的问题是政治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案也必须是政治层面上的解决。中国政府的底线很清楚，只要不涉及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只要解决的方案对包括绝大多数的藏族和其他民族有利，中国的大门永远对达赖喇嘛开放。那么达赖喇嘛本人和追随他流亡海外多年的流亡人士会不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不再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机会呢？

这里是我对如何谈判才可以达到实际效应的建议：

1.放弃大藏区这一不合乎实际的想法。如果达赖喇嘛如他所谈，只是寻找一个方式更好的保护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他是不需要一个政治统一的大藏区。他不光可以谈论西藏自治区的宗教发展，可以讨论其他藏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民族文化，而且还可以关心蒙古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任何在西藏商量的结果和措施如果行之有效，对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有利的话，当然可以在其他藏区推行。而且各藏区，甚至中国所有的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学习，本来就不受行政区划和政府行为的控制。

2.如何改善当前的政治构架，为愿意回归祖国的流亡人士提供各种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包括从政的机会。外面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以香港模式；一种是回到十七条。这两种看法都有偏颇。以香港为例，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希望尽量的留用香港原有的政府和行政体制，保持香港的原状。对西藏而言，当然也是应该以最小的变化，尽量保持现有的行政和政府架构，以保证西藏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而且，香港的经济是属于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而西藏经济是最落后地区之一，当然就更需要中央政府在行政上的介入。而回到十七条难度就更大，那是要彻底解散现有的政治体制，而重组一个全新的架构。无能这种架构是过去的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还是有些人倡导的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恐怕在现实上的操作上完全不可行。

而且达赖喇嘛也得考虑一下西藏各级藏族干部在现行体制下的实际的切身利益，不能在对待藏人上厚此薄彼。当然，当前体制也应该做出调整，要给予有心从政的回归藏人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我的看法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用协商的方法，比任何强调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要有益得多。

如果这两个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就不是难事了。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享有宪法下容许的宗教自由，保护中国各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施政方针。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具体的共识，具体的实行措施，就需要群策群力了。

其实，早在两个星期前，我就和海外一些的藏族同胞谈到了关于达赖喇嘛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问题，他们对此都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而且上一次，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就谈到汉藏同源（确实当年周武王征商纣王时，藏人的祖先濮（Bod)已经是联军的一支），所以汉藏之间的问题应该象一个家庭里的兄弟之间的方法解决，而不要被西方白人所离间。而我也认为，任何可以被中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更何况自己的中国人），能够团结到自己的身边，当然好过推到敌人的怀抱里。即使在谈判上还会有难题需要解决，至少通过奥运会这一个和谐的盛会来建立互信，是一个好的开端。

当然除了达赖喇嘛，如果台湾的马英九也能出席奥运开幕式，站在胡锦涛的身边，对中华民族而言，会是莫大幸事。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有一个伟大的胸怀，当我们可以把所有不同的中国人用包容和谅解团结起来，那么一个繁荣，昌盛，强大，均富，和谐的中国真的是指日可待。我们这代人可以看到这个中华民族失落了两百年的梦想的实现，真是幸莫大焉。

汶川大地震的反思

早上，突然听到收音机里报道四川的汶川发生7.8芮式大地震（有消息说是8.0）和超过8500人遇难的消息，不禁愕然。

看来2008年是一个凶兆之年。先是温暖的南方遇见百年不遇的大雪灾，使供电系统大范围瘫痪，数百万民工滞留华南和华东，无法回家过年。然后是“有心人士”在西藏拉萨和其他藏区发动打砸抢烧暴乱，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然后有胶济铁路发生列车大事故，又有70余生命早夭。然后又有阜阳的EV70肠病肆虐，使很多年幼的儿童断送了幼小的生命。然后又是我们的近邻缅甸被台风横扫，已经有数万人丧生。

看来温家宝总理今年又要作救灾总理，回想起他不断提到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警示，如今言犹在耳。正如他所说，中国所有的成就，都应该除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乘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其言之真，其情之切，另人动容。即使像我这样对五千年历史，从来都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人，也对温总理心存几分敬意。希望海内外，象我之流的"长于清谈，短于实干“的人士，可以对中国的各级政府，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少一份指责和挑剔。给多点支持和建议，少几分无谓的批评和责骂。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种想法是溜须拍马，或者如广东话所说，叫做擦鞋。或者有人认为，如果大家都不对政府严厉指责和加强监督，政府的管治水平就没法提高。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指责只是占领一个所谓的道德高度，只是证明自己多么英明，而政府是多么的无能，最终结果除了能够把别人骂得狗血喷头，令自己沾沾自喜之外，于世事无补，对天下那些没有我们这些"智者"自以为的高智商的芸芸众生，不会带来多大的益处。

说了这么长长一大段，似乎应该转入正题。我敢保证，马上就会有很多"专家"跳出来说，这次大地震一定和三峡大坝有关。理由是四川从来没有大地震，所以这次大地震是三峡惹的祸。当然，有的专家可以因此而证明他们当年的判断是正确，有一种"I told you so!"的自我安慰，更有的人就会以此开始上纲上线，推论出很多政治上的结论来。

一件灾难刚发生不到一天，不需要对当地的地质情况作任何调查，不需要建立任何数字模拟，不需要任何电脑模式计算，就想当然的作出结论，仿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相距甚远。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做好救灾工作，让当地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让死难者亡灵能够得到超渡，让痛失亲人的家庭可以抚平心灵的创伤。这里是我对灾难援救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希望负责救灾的政府部门能够参考：

1.我对中国政府救灾的能力和效率从来都没有怀疑，人民解放军和电力，铁路，基建和医疗的专业救援队可以说是世界一流。但是，从过去看到的救灾经验来看，我们在“硬救灾”上实力强大，“软救灾”上略显不足。比如说在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的心里辅导，有时过于强调快速回复生活正常，却对给予灾区人民足够的时间慰藉亡灵考虑不足。

2.在“软救灾”工作上，应该多依赖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社会共识。全国人民支援四川，不只是物质和金钱上，而应该在亲情和爱护上。比如对灾难后的孤儿采取家庭认养或助养，对失去亲人的老人，采取全国各地养老院接收，对失去孩子的家庭，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方便的领养途径。中国各地的民间宗教机构已可以对灾民中的教众提供宗教服务。

3.在灾区重建方面，建立一套更严格的建筑标准，使防震措施成为重建的一个重要考量。四川也许以前不是一个强震区，但是现在不能再用这种老观点看问题了。比如邻近的云南就常有强震。不光在居民和办公楼宇上，在道路建设，公共设施上，都要对防震和震后急救有一个全盘的考量。这一点中国的北京，日本的本岛，美国的加州，都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借鉴。

转头再谈三峡大坝的问题，其实我在二十年前也是反对派。我当然不是水利和地质专家，只不过对任何改变环境的大工程天生有一种恐惧感，而且对任何“最”什么的标签也缺乏激情。但是，当所有的专家经过长期论证得出的结果是方案可行，而且有足够的预防措施可以解决衍生问题，我就会全力的支持这一决定。但是，我们在作出这个决定后，就不能够抱残守缺，而是应有“君子一日三省于己”的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对三峡附近的环境继续进行研究和评估，宁肯假设自己错误，找出可能的隐患，防患于未然。

希望中国今年的灾难到此为止，使我们这些人不再有新闻可以评论。

缅甸危机的东西方冲突

从电视上，看到缅甸的灾情，真的很惨。在这个大自然的灾害下，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认为最迫切的事情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放弃政治上的分歧，抛弃成见，不要把灾后的救援行动政治化，在这个关键时刻，忙著落井下石，或者乘机起飞脚，到最后受害的还是在灾区垂死挣扎的受灾平民。

但是中国人已经领教了西方世界把奥运会政治化的厉害，现在可是缅甸人尝尝把救灾政治化的厉害。

在西方，你可能看不到有关任何国家在缅甸的救灾行动。其实早在六号，中国已经宣布会提供一百万美元的援助（后来很快增加到了5百三十万美元），并于七号，送人了价值五十万的救援物资和五十万的现金。 中国的第二批救援物资今天已经送入缅甸，而第三批将于十号到达。在亚洲，除了中国外，泰国，印度，日本，新加坡，老挝和孟加拉国的救援物资也送了进去。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都很顺利。

而西方国家却忙于利用这个机会攻击缅甸政府。美国的救援条件是让美军进入缅甸，欧盟则表示拒绝把救援物资交给缅甸，宣称缅甸政府会把物资据为己有，一定要求派人入缅甸，亲手派发物资。当然，这些要求不可能让和西方政府历来充满仇视和不信任的缅甸政府接受。于是，以法国外长库时勒倡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准备在联合国通过决议，以保护的责任为理由，不需要缅甸政府同意，单方面出兵入侵缅甸去救灾。

美国救援署的署长也声称，美军应该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优先考虑，直接飞入缅甸领空，向灾民空投。而这一建议，直接为美国防部长盖茨拒绝。

如果美国真的是想把政治放开一边，就应该向缅甸政府释放友善信息，通过外交努力，利用美国军用直升机的优势，可以把紧急物资运送到交通瘫痪的边远灾区。可是，在风灾过后的几天，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忙着指责缅甸政府救灾不力（不知道卡翠那台风的时候，她在哪里），美国总统和国会忙着给昂山素姬颁金奖，而所有美国的缅甸专家上电视，接受报纸采访，都大谈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推翻缅甸政府。然后居然转过头来指责缅甸政府不让他们进去救援，置灾民的生命而罔顾。

其实为什么美国和欧盟这么在乎他们的人员进不进缅甸？难道缅甸灾民看到你一帮大鼻子，蓝眼睛和金头发，他们立即就可以起死为生，不再饥寒交迫，不再伤病缠身了吗？与其把宣布的三百万援助交给美国救援署，在缅甸和泰国边界摆出一副要救人但又被人拉住没法救的样子，不如把它交给红十字会或者是泰国的救援组织，也许灾民已经拿到了手呢。

法国在联合国的无聊行为，当然被安理会的成员国拒绝。不光是中国，俄罗斯反对将灾难政治化，南非，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都坚决反对。尤其是印尼，自身就经历过南亚大海啸的灾难，当然知道灾民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齐心合力的紧急救援，而不是在安理会上讨论是不是要入侵一个灾难中的国家。

其实，西方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和救灾行动，削弱缅甸政府在普通人民里的支持度。一方面可以在缅甸挑起内乱，另一方面妖魔化缅甸政府，使一旦西方需要军事干预时，在本国会得到民意支持。有什么比推翻一个残忍，对自己人民死活都不顾的独裁军政府，具有道德号召力呢？

所以你是不可能在西方媒体上看到任何关于中国救灾的消息。你也不可能看到任何关于缅甸政府和军队救灾的消息。其实，象缅甸和朝鲜这样的政府，因为对社会的控制力很强，救灾这种发动群众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的强项。国际社会最好的做法是，把物资运进去，并用现金雇用当地的人民，依靠他们对本地的熟悉，反而会使救援工作事半功倍。

不过，这次缅甸风灾，也给亚洲的东方人一个启示： 也许将来需要一个以亚洲国家自己为主的救援机制，而不需要西方人在这里指手画脚。美国自称，其在亚洲庞大的海军力量其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灾难救援，现在看来在亚洲人心目中应该打些折扣。

中国应当填补这个空缺，起一个地区大国的领袖地位。就如在西方人主导的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带头形成的亚洲金融稳定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发展出一个具有有投放能力的远洋海军。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不会再让人老问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台湾之外的远洋海军和投放能力。

颜色革命ABC

今天，美国驻仰光的外交官维拉罗沙宣布据她得到的消息，缅甸风灾的死难者已经超过十万人，是缅甸政府公布的两万两千人的五倍。当被问起她的消息来源，维拉罗沙只是表示从一个秘密组织那里获得，而不肯透露这个组织的名字。

除了布什外，美国国务卿赖斯也表示美国的用意与政治无关，只是出于人道原因。她并表示，美国已经同缅甸的邻国联系，希望他们能够说服缅甸政府，让美军参与救灾。于此同时，来自泰国和中国的救援物资已经到达缅甸灾区。

如果看一下美国的媒体，就知道所谓美国大学的缅甸专家们的看法。

乔治城大学的缅甸专家斯丁伯格认为，风灾和投票撞车对缅甸民众而言证明了军人政权不应该当政。他并引用东亚政治哲学中有关灾难是统治者失当的结果，是统治者不再拥有“天意”的缘故。不知这位缅甸专家知不知道缅甸人不一定会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看问题。

奥博林大学的灾难专家威斯那认为，风灾后，缅甸军方根本不参与救援，只看见和尚和尼姑出来救人，看来军政府已经信用破产。

前罗吉斯大学的缅甸专家斯尔威斯泰因认为，缅甸军队里的年轻下级军官可能会趁此机会在军中夺权。言下之意如果缅甸民众开始走上街头的话，军队可能不会铁板一块，对民众血腥镇压。年轻军官可能会反戈一击。

当然，光是美国的专家发表意见，似乎不是太好。其他西方国家的缅甸专家也应该谈一谈他们的专业意见。

英国约克大学专家奥兹登认为，这种突发的灾难性的自然灾害会给缅甸带来巨大的影响。公众高涨的愤怒会发泄在对灾民不适当的救援工作上。缅甸政府作为人民保卫者的形象已经毁灭。他并引用1985年墨西哥的地震造成长期执政的PRI党的最终下台；1972年尼加拉瓜的地震造成独裁者索莫扎下台；和1970年台风后，因巴基斯坦救灾不力，而导致孟加拉国独立。

澳洲马奎瑞大学专攻缅甸的经济学家图尼奥认为，他对大部分缅甸民众公开指责缅甸政府救灾不力，与去年对示威的快速反应大相径庭而感到惊奇。他表示救灾对任何其他国家的“真正”的军队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只不过对缅甸军队是一个例外。他认为，缅甸军队里的温和派应该会利用这次机会，向强硬派夺权。

大家要明白，所有的这些专家没有一个在缅甸，但是他们对缅甸里的具体情况好像非常清楚。就像拉萨暴乱后，所有西方的西藏专家都对中国的血流成河的镇压一清二楚。不知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缅甸语节目会不会把这些西方中立而客观专家的意见转播给非灾区的缅甸人民听听。当然除了要批评缅甸政府救灾不力，反应缓慢，还要告诉缅甸人民，政府不允许热爱和平的美军参加救援行动，使很多不需要死亡的灾民无端丧命。当然，少不了把缅甸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乘上几倍，说明政府在歪曲真相。而且要转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的确切消息，军队里的下级和年青军官对当局不满，只要民众敢于上街，他们就一定顺应时势，反戈一击。当然，更应该报道美国海军和陆战队在缅甸外海待命，随时可以入缅甸救缅甸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会把灾区的真实惨状向其他地方的缅甸人民传播，打破被缅甸军政府封锁的真相。就像他们对中国其他藏区关于拉萨街头被武警镇压后尸横满街的“真相”报道一样，让所有有良心的缅甸人民站出来，推翻这个惨无人道的缅甸政府。

不知道这个计划行不行得通呢？

缅甸救灾： 暗藏杀机？

果然，美国在缅甸灾情之后，立即有动作。

本来，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在大骂缅甸政府之后，例行惯例地宣布了对缅甸灾情捐出象征性的25万美元。但是美国总统布什立即把救灾款增加到3百万，不过条件是缅甸政府要允许美国军方的灾难评估小组进入缅甸，对灾难的具体情况了解清楚，以便更加快速的将援助物资送到灾民的手里。

那么谁会运送这些救难物资呢？是在缅甸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美国海军。据五角大楼的消息，美国现在有三艘军舰在泰国湾--埃斯科斯（Essex)， 祖尼奥（Juneau) 和哈珀费里（Harper's Ferry)。埃斯科斯是一艘两栖攻击舰，有23架舰载直升机， 其中19架可以在空中把货物从船上运到岸上。而且如果这些直升机不够方便的话，该艘军舰上还有1800个海军陆战队员可以上岸帮忙。

另外两艘军舰则是登陆舰，也有一些运输直升机和陆战队士兵。当然，如果这些军力不够的话，美国还有两艘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和小鹰号，也在不远的台湾外海上，可以很快的增援缅甸。

不知缅甸军政府听了这些建议，心里是什么滋味。而且小布什的建议是在今天的一个美国国会的庆祝活动上宣布的。那么今天小布什参加的是什么活动呢？

这个活动是小布什签署一项美国国会递上来的法案--关于美国国会授予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美国平民最高的荣誉勋章--美国国会金质奖章。

美国总统和国会。国会金质勋章。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异议领袖。听起来为什么这样熟悉？

去年十月，美国玩了同样的一场把戏，只不过主角不同，是达赖喇嘛。而那一次的游戏，就是西藏骚乱的出发点，之所以一直等到今年的3月14日才开始暴乱，不过是要配合台湾的选举时间表和奥运火炬的世界传递。

记得在2003年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后的数日，美国从日本调出了两团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名义上是增兵伊拉克。但是，五角大楼决定在泰国做些先期训练。其实其目的是准备对缅甸实行突然的军事行动。人们也许会认为那一点兵力会有什么用，但是别忘了那时美军可是眼中无人，什么都敢做。当时的美军高层天天想着如何由台湾挑起和中国的一场大战，只是后来被本拉登偷袭了纽约才暂时作罢。

只不过那次偷袭，因为中国军队在中缅边境的部署，而不得不放弃。那么这次到底美国安了什么好心呢？至少我们知道给昂山素姬的奖章，和在靠近缅甸的军事演习，都不是因为这次风灾，因为美国不可能预测这次突发事件。当然，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是缅甸要进行的宪法公民投票；二是西藏和藏区的骚乱，会使中国成都军区的精力分散。

但是，美国会不会进行对缅甸的直接军事入侵呢？现在来看，还是一个变数。因为经过五年伊拉克恶梦的美军，不会象以前那样冲动。最有可能的做法是，以救灾为目的，争取让美军上岸，从而对缅甸军方起威慑作用。而美军的出现，会对缅甸反对势力打一针强心剂，使仰光反对派走上街头，开展一个菲律宾式的民主革命。最好缅甸军政府内部因为美军的威慑力量而分裂，就像菲律宾一样，进行一场不流血的颜色革命。

即使美军不能上岸，也可以在外海形成一个强大的对缅甸政府的压力和对缅甸反对派的助力。一旦美国见到缅甸局势失控，或者是情势有利，很可能会直接进行军事干预。

中国如何应对是缅甸局势最关键的一环。如果不防范于未然，缅甸很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动荡之中。

那么中国的应对有些什么招数呢？ 头一条就是派遣军队到缅甸救援。

缅甸： 风灾，公民表决和颜色革命

如果你看一下世界地图的话，再读新闻，就会很快发现一个情况：在西方媒体里，你总能发现亚洲的国家问题。不是东亚，就是南亚，就是中亚。而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中国周边。

缅甸局势的稳定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印度和泰国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对中国而言，缅甸的地缘战略位置很重要，是中国西南地区重庆，成都，和昆明大三角区域的贸易出海口。一个稳定和友好的缅甸，为中国的西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贸易窗口，也是传统的南部丝绸之路的要冲。历史上，缅甸各族大多来自云南，并与云南的中华民族有血缘，文化和经济的联系，而且长期是中华王朝的属国。只是在1885年，大英帝国趁清朝疲弱，在法帝国强占了印度支那后，立即发兵攻占缅甸，并于1886年，逼使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缅甸条约"。

我想大家一定会记得有关缅甸的几件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缅公路，为中国运送急需的战争物资，为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功不可没。当然还有就是中国的远征军入缅甸。还有就是文革时期的知青参加缅甸革命的故事。而今天，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还是没有丝毫减退。在中国的台湾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之前，中国的太平洋海岸线还是处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封锁之中，而且中国的两个生命线--一条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能源，一条是向西而行的中国商品，都受到马六甲的控制，很容易被人一招封喉。而缅甸所有的丰富天然气资源不光会为中国解困，而且还可以为中国的贸易提供一条不同选择。

当然，西方的战略学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对缅甸进行颜色革命，一直就是西方的重中之重。其实美国在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就几乎对缅甸用兵。只是在中国的应对之后，才作罢。来自美国军事干预的威胁，也是缅甸军政府迁都出仰光的主要原因。只不过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用兵陷入泥坑，又要对伊朗和朝鲜保持压力，又要在索马里防止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台，还要在非洲和东南亚保持军力，防止中国影响扩张，又要在东欧支持北约东扩。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只能放弃武力，而改以NED的和平演变一途。

所以说，缅甸去年的示威，当然和缅甸军政府在经济上的无能和国际通货膨胀的大环境有关，但是也不要小瞧"颜革"公司的能量。而且该公司最近在西藏的操作不光为中国政府带来了大量头痛问题，而且使中国的成都军区不得不集中精力在其北部的川甘青藏区，而为其南部的缅甸局势提供一个最好的发力机会。

这个机会其实就是在五月份，因为缅甸军政府在中国的敦促下，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政治改革。但是在这个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之际，却遇到了台风施虐，使贫穷的缅甸人民又是雪上加霜。迄今为止，死亡人数过万，更有大批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而西方媒体绝不会放弃这个天赐良机，首先在舆论上指责缅甸政府为宪法投票而玩忽职守，未能提前预警，然后在救援上反应缓慢。其次是要求缅甸开放国际救援组织入缅，趁势让颜革公司的分公司进来，以救援的目的，组织未来的反对力量。

对缅甸军政府而言，如果处理不好灾难的救援工作，可能会造成民怨上升，造成政局不稳，甚至会导致政府垮台。

那么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

1.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高调展开对缅甸的救灾工作。以云南省政府牵头，快速运送救援物资人缅甸，并派出大规模的医疗队和工程队。利用中国在基建方面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为灾民重建家园，恢复供水供电，使人民生活归于正常。

2.如果中国进行高调救援的话，不光可以帮助缅甸政府度过当前的难关，而且可以真正的使缅甸普通百姓受益。这样会消除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在缅甸扮演的角色的抹黑宣传。本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全方位，以建立一个跨阶层的全面友好关系，而不是只是少数的执政人士（比如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利用这个灾难的机会，中国可以做到增强同缅甸政府和人民友谊。

3.同时，中国可以因此转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是集中在与负面的奥运关联的问题上，开始学会掌控新闻议题。

4.和印度和泰国合作，对缅甸灾民提供足够的大米供应，保证食品物价稳定，不会为反政府力量提供骚乱的借口。

5.稳定缅甸局势后，敦促缅甸政府尽量和军队外的政治势力达成和解，最终做到还政于民。推行一个类似中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经济改革。中国应与印度和东盟合作，排除西方政府对这一过程的操作。

6.利用这次救灾，打破西方对缅甸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争取更多国家对缅甸投资和贸易。

马英九作茧自缚

本来，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人物，应该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敢作敢为的决断。马英九挟选举大胜的余威，和国民党在国会一党独大的局面，在以下几个领域里可以大有作为：

1. 对台湾政治进行大幅度改革，在两岸关系上与大陆达成共识，彻底走出无聊的统独之争。以提高行政效率，打击贪污腐败，避免族群内耗为重点。把想靠挑起人民内斗而火中取栗的台独投机派彻底打出政治舞台，为台湾的未来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

2. 全力发展台湾经济，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中市场。为台湾经济在未来国际的经济衰退大环境下，以大陆的经济发展，建立起一个安全网。使饱受经济疲软困扰的台湾人民，能够安度随后几年的惊涛骇浪。

3. 在与大陆建立一个很深厚的互信关系后，取得大陆的谅解，由两岸共同协商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为台湾扩展出一个合理的国际活动空间。比如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议题上，都有很大商量的空间。

可惜的是，马英九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远见的政治家。他更像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的形象顾影自怜，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引起人非议。通常总是想所有人都讨好的行为，到最后会是所有人都得罪，而且可能得罪得最厉害的人，反而是自己最忠实的支持者。

当然马英九的支持者最担心的是会不会给北京送出一个错误的信号，而影响两岸破冻的合作关系。其实他们不必太过担忧，因为马英九送出的信号一点都不错，就是以李登辉为主导的政治冷淡经济温暖的隐形两国论。 其实这是和美国和日本的对华关系比较一致，也是美国最想看到的两岸布局。

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只要台湾不被台独势力把持，不去碰撞大陆的底线，能够为大陆经济发展争取最关键的十年，是没有必要为这些政治小动作而烦恼。总之，在经济上应该尽量配合，不要让台湾的商界为马英九的愚蠢而买单。至于在政治上，还是应该提高警惕，避免李登辉的即兴表演，在两岸关系上增加变数。

台湾： 马英九路线还是李登辉路线？

本来，我应该继续就西藏问题的症结是所谓的大西藏政治自治的问题，而不是宗教，文化和人权的问题继续探讨下去，但是看来有必要转过头来对中国的东边做一番探讨。

看来我对美国在新的对台政策调整上的判读并没有错： 对“一中各表”的各表下多点功夫，而推动公开的“两国论”。 本来以为将上台的马英九团队会和大陆好好合作，以模糊的方式搁置两岸争议，以务实的态度营造出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

没想到马英九立即就走出了一手臭棋，立即迎合美国（当然还有日本--别忘了李登辉主动出来要帮马英九改善台日关系的举动），抬出李登辉的木偶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一职。

大家都知道，李登辉是“两国论”的版权拥有者。马英九把他请出来，就是在国民党的两岸合作的高速弹子列车里加上个“戒急用忍”的大刹车。本来国民党的四驾马车--连战，萧万长，江炳坤和苏起，基本上把整个运作系统一体化，连战和萧万长可以直接通天到胡锦涛， 而江炳坤和苏起， 又与陈云林熟悉，这就使两岸关系在具体运作上有很高的效率。但是现在多了个大刹车，立即使局面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这就难怪大陆的台商和在台的商界人士，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跳脚大骂。就连老牌干练的李光耀都对马英九有了一个“不成熟”的评语。

从理论上来讲，马英九应该是司机，因此赖幸媛这个刹车，应该由他来控制。但是，谁敢说李登辉就没有控制这个刹车的能力呢？ 当然，如果马英九路线和李登辉路线方向一致，就像高速公路同一个方向上的不同行车道，这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但一旦路线出现偏差，就会为施政出现困扰。

当然有人会问: 马英九并不傻，难道没有想到其中的厉害？ 为什么马英九会这样做？

表面上来看，马英九是为了讨好五百万没有投他票的选民，希望通过蓝绿和解为台湾赢来共识，因此可以更顺利的拼经济，为当前台湾的困境解套。

其实马英九是在为自己设套。因为海峡两岸关系对两岸最不利的就是不确定因素，而不确定因素正是美国最想看到，对美国以台湾牵制大陆的战略最佳化。 而马英九的做法，会使大陆对他的政策清晰度增加疑惑，尽管他会对大陆的善意信誓旦旦，号称回投桃报李，而大陆对他的态度恐怕也会退一步为“听其言，观其行”了。

那么，这会对两岸关系的互动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

大西藏要求是谈判的最主要障碍

今天，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驻美国的洛地加日和驻欧洲的格桑坚赞抵达中国，准备与中国政府统战部的官员进行自去年七月之后的头一次见面。

估计这次见面的主要议程除了双方各自重申已经宣布了几千万次的立场之外，还是会对如何稳定当前的局势交换意见和看法。至少所有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在整个西方闹事的目的，都是逼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举行谈判。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再闹下去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

但是这之后的谈判会有什么结果？ 估计双方在文化，宗教和经济上的分歧并不大，在政治上的分歧却不小。

2. 大西藏的政治自治

西方的宣传通常会令人以为在1950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在达赖喇嘛统治下的统一的西藏，只是在共产党治下，才被划分成了现在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藏区。其实事实上，在公元824年, 当最后一个雅砻王朝的吐蕃王朗达玛被喇嘛刺杀，就再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的大西藏。当然，在吐蕃的鼎盛期，不光是现在所有的藏区，包括新疆，甘肃，阿富汗的大部，以及南印度，都是大西藏的国土。而所谓的文化大西藏，则是所有藏人的居住地，包括中国所有的藏区，和印度非法占领的山南（印度的阿纳恰瓦邦）和1970年代非法吞并的锡金， 以及印度的拉达卡，尼泊尔的北部，和不丹。

现在中国的省区疆界，基本上在清朝初年就定型。尤其是雍正朝1726年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后，直接把西藏之外的藏区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下，比如藏区迪庆归于云南巡抚管辖。而在清廷退位后，西藏，青海和四川的边界除了有历史上，地理上的因素外，也在于西藏噶厦政府，青海马步芳，和四川刘文辉的实力对比。至于甘肃的藏区，则是当地的藏族头人因为对青海马步芳的不满，终于层层活动国民党上层，而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才从青海划入甘肃。而在1951年解放军入藏前，达赖喇嘛的辖区也大致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相似。

其实达赖喇嘛对这段历史比谁都清楚，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本人对此有很大的坚持。但是当年和他一起逃难的人中，不乏当年从四川康区逃出去的。而且所谓的1959年拉萨暴动，其实大部分是因为这些康巴的抵抗分子而起。如果达赖喇嘛只是和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西藏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失去达赖喇嘛这个最大的砝码。因此任何放弃大西藏的主张，其本上难以得到这部分势力的支持。加上这一次藏区的骚乱，除了拉萨外，也蔓延到了甘肃，青海和四川的藏区，为支持大西藏的势力增加的筹码。

那么这些人认为的大西藏有多大呢？

1） 西藏自治区全境。

2） 青海省全境。包括以汉回为主的西宁市和海东专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这其中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县。

3) 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

4）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

5）雲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从这些地区里，西藏流亡政府才可以算出超过藏族五百万的“中国人”居然在“西藏”有七百五十万（其实只有五百万，可能大西藏地图还包括甘肃的河西走廊），并把这些人移民到“西藏”全算到1950年后的中国政府头上。 当然只有这样才可以理直气壮的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移民政策灭绝西藏文化。而且居然利用西方人的无知，把清朝皇帝向内蒙古和满洲移民以抵御俄国势力入侵的事情，也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头上。

达赖喇嘛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而且要求只有中国把这些“中国人”迁移回“中国”，才有真正可能保全西藏的民族文化。而这些中国各族人民包括30多个不同的民族。这些要求听起来非常荒唐可笑，比如，把土族迁出青海。而我们知道土族可是根红苗正的吐谷浑的后代，而且他们的祖先在松赞干布征服吐谷浑之前，已经住了至少几百年。其他的民族，如阿坝的羌族，恐怕比中国境内的任何民族都有资格住在中国西部的任何一个地方。